当那个离得最近的那个妇女抱着一个刚生下来没多久的娃娃要和医生说病情时，我把那张药方和那二十块钱使劲递给医生，那个医生戴着一副厚眼睛，对我这种粗鲁的做法感到有些吃惊，旁边那些在等候看病的人望着我在嘿嘿地笑，他们都说：“那娃看起来比较的着急，医生，你不要管我们，就给他先看看吧。”甚至刚轮到的那个妇女也抱着她娃朝另一边坐，特意给我留点空间让医生检查用。

医生看到大家都同意给这个小孩先看病，于是让我做在他身边的板凳上面，问我：“孩子，你是哪里不舒服啦？”

我摇摇头，一向不结巴的我，看到那么多大人在注视自己，又看到那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拿起我的手臂要给我把脉，我结巴地说道：“医医医生，我我我，我不是，来来来，来看病的，我我我，我是是，来来，来买药药药药的。”

大家看到我那紧张而又焦急的神态都在嘿嘿地笑，好心的阿婆说：“孩子啊，你别急，慢慢说，说清楚了，医生好给你开药。”

这时，医生听清楚了，这个孩子是来买药的。他把我手上的纸签拿了过去，把眼睛凑到那张纸上，他盯了十秒钟，问我：“你这药是给谁吃的呀？”

我稍稍地适应了那种众目睽睽的情景，我回答说：“我我我我是给我太公买药，是是是我姑婆让让让我买的。我姑婆让我买买买给太公吃吃的。”

那些看病的人听了哈哈地笑，都说这娃是太着急才这样，问我以前是不是也这样结结巴巴说话的额，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议论这小孩是谁家的，那些人还真议论出来了，说这是郑启岩家的孙子，还说这娃的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

那个医生听出来了，当他问我说：“你知道你的太公生了什么病，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时，我说：“我不知道，我的姑婆知道，是她给我这个条子来抓药的。”他知道从我的嘴里也得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他把那副厚眼睛放在桌角，然后拿出他自己开药方用的纸签，用一支粗大的水笔在上面画花似的写下了一些字，然后把纸签给我说：“你去药房抓药吧。”

我左张右望，有人在用手指给我指了指方向，于是我在那个打针房间的隔壁找到了那个抓药的窗口，里面那个穿白衣服的护士收了我那二十块钱，又找给我十六块钱，在两瓶药的纸盒上写了一些字，然后递给了我。

我把那十八块钱和两瓶药放在了裤兜里面，把那两张纸签放在了另一个裤兜里。然后就离开了那个诊所。诊所里面那些看病的人说：“原来他是在给他太公抓药，我还以为是他在给他自己抓药呢。”也有的说：“哎，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啊。”

当我一路从诊所返回到姑婆家旁边时，我喘着大口大口的粗气，双脚都走疼了。姑婆在家里看到了我，她问我：“建业，抓到药了吗，医生把药卖给你了吗？”

我把裤兜里面的十八块钱和两瓶药递给了姑婆，又把两张纸签也递给了姑婆。姑婆拿着那两瓶药，非常的高兴，问我：“这就是医生给你开的药？”

我点了点头。姑婆拿出一块钱，说要犒劳犒劳我。我一手拒绝了。

过了五天后，我的太公又开始走在从叔叔郑耀亮的家到姑婆家，再从我家到他自己家的那个路线上。我那个九十多岁的太公除了耳朵聋，听不到别人的小声说话，只有大声地喊叫，他才能听出来。

有一次，我和胡永锋大声地喊叫：“太公太公——”

他老人家大声地说了一句：“我饭吃了。”

我和胡永锋相视而笑，说太公听是听到了，但是没有听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