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姨和我的外公就这样相继离去，我的妈妈也变得神情恍惚，有时候看到她的眼睛湿润，眼眶里含着热泪，脸颊上留有泪痕。她总是对我们说：“孩子啊，你们长大后一定记住，要互相扶持，特别是你这个当姐姐的。”

姐姐说：“妈，你已经说了无数遍了，单单今天就是第七遍了。”

妈妈点了点头，揉了揉眼睛说：“噢，这已经是今天第七遍了，那你可要牢牢记住呀。”

姐说：“哎呀，我记住了。以后我有什么好吃的，一定会分一半给弟弟的。”

建业非常好奇的问妈妈：“妈妈，你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觉得你像是在把我托孤给姐姐了一样。”

妈妈摇摇头说：“你说的不对，建业啊，你想想你的大姨是怎么死的，她不是好好的，就突然犯病，一命呜呼了吗？所以，人是不知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的，所以你们更应该努力读书，早日成才呀。”

妈妈这番话和以往她说过的话完全转变了风格，这番话我们是第一次听到，大概是她经过大姨和外公之死后受到了比较大的刺激后，反复思考得出的道理。

至于如何让我我妈从悲伤的情境走出来，如何让她像以往那样振作，这都交给了时间来抚慰她那受伤的心灵。

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像以往那样背着书包，从虎盘河河边那条小路走回家，在经过我姑婆家时，我的姑婆把我叫住了。她向我招手说：“建业，过来，过来，姑婆叫你有点事情。”

我前后左右地看了看，确定姑婆确实是在叫我，我就在她家路边停住，我说：“姑婆，你是在叫我吗？”

姑婆说：“对对对，我在叫你呢。”

姑婆也朝我走来，当我走到她前面时，她往我的口袋里塞了二十元钱。我大惊，赶紧把二十元钱给退回去。姑婆硬要往里塞，她对我说：“建业，这钱不是我白白给你的，姑婆央你做件事情。”

我把那二十块钱我在手里，眨了眨两只大眼睛，我问她：“姑婆，你央我做什么事情？”

姑婆说：“是这样的，你看你那个老太公身体越来越差，现在已经我床不起了，让他去医院看病他不肯去，这不，有一个游走的江湖郎中给看了一下，他给写了一个药方，上面写着什么我也不知道，他说只要拿着这个药方去医院给医生看，医生会知道。我就打算让你去医院给抓点药。”

姑婆这番话让我的心顿时五雷轰：“医生呢，医生在哪里，我要找医生。”

里面那些看病的人这时把眼神转向了屋外，她们没有说话，但眼前的情景已经告诉我一切，那个医生正在给病人听诊，你如果是来看病的话，就得在后面排队等着。

我那时也知道，那些靠着墙壁挨着坐的大人小孩大多是来看病的，只不过当时我过于着急，我也忘记了排队等候的那种礼节性的问题。我赶紧把裤兜里面的二十块钱和那张药方递给那个在听诊的医生。医生用一种责备的眼神看着我，他在用眼神阻止我那胆大包天的干扰。于是，我就站在了白大褂的医生旁边，我得等他听诊完后再把钱和药方递给他。有个上了年纪的阿婆指了指我，又指了指后面的长凳，她在示意我到后面排队看病。我没有理她，依然站在白大褂的医生旁边。

那个穿白大褂的医生闭上眼睛想了想，然后让正在看病的阿婆张大嘴巴，说啊——那个阿婆非常配合地说了一声啊——医生看了看她的嘴巴，又看了看她的舌头，非常满意地把听诊器放下问他：“有没有什么药物过敏的，头孢拉定有吗？”在得知没有什么过敏史后，他在一张纸签上面画花般龙飞凤舞地写了一些字，然后让她去药房买药，说：“吃个五天，差不多就不咳嗽，不胸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