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奉天终于派出第四次请愿代表启程赴京，各界群众集会送行，又有许多人写血书激励代表。同时有许多学生组织起来，分头下乡做国会请愿的宣传。

当董之威（一作董之盛）等代表路过天津时，天津学生积极响应第四次请愿，出现了“帝国学生同志会”、“全国学界请愿同志会”等组织。他们分电各省谘议局、商会、教育会等，倡议学生****请愿。有些外省籍学生自动回省活动。12月20日，天津学界联合谘议局、商会、县董会，聚集三千余人开大会，决请直督再次代奏请愿书。当群众队伍往督署行进途中，遇督署tiáo查局总办的马车直冲队伍。学生一时激愤，将其马车打毁。至督署，陈夔龙一再推拖不得，只好召见代表，勉qiáng答应代奏。奏上，得旨要该督“剀切宣示，不准再行联名要求渎奏”。陈夔龙立即派人到处张贴告示，禁止请愿活动。同时密电各省，称直隶学生要联络外省学生****请愿，请各省严加防范。有名的顽固派、两江总督张人骏得电后，严加布置，在明孝陵、jī鸣寺、北极阁、扫叶楼等处加派军警专伺侦探，严防军、学界聚众开会。

天津学生不顾朝廷禁令，继续进行请愿活动。12月22日，各校学生联合行动，决定停课请愿，并要求各学堂监督予以赞助。各监督惧“祸”，纷纷要求辞职。陈夔龙得知大怒，立即召集会议，派总兵张怀芝率队以武力驱散学生。有些绅士害怕发生流血事件，抢先跑到现场将学生劝散。次日，清廷又谕令陈夔龙“严伤各员”，对请愿运动“开导弹压，如有不服劝谕，纠众违抗，……查孥严办”。清朝统治者看到再三严令，仍无效果，产生了极大的危机感。24日，悍然下令将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那天，代表正在前往军机大臣徐世昌（曾任过东三省总督）官邸，准备请徐赞助请愿。中途被军警阻止，将他们带到警厅，宣布当日刚刚发下的上谕，迫令代表们立即回寓收拾行李，准备出京。有几名代表坐到地下不动，他们不饮不食，僵持到第二天清晨，军警把他们象罪犯一样qiáng押上车，解送回籍。押解东三省代表离京的消息传出后，极大地刺激了立宪派。这时，清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已十分孤立，明知人心怨愤，却仍一意孤行。在把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之后，又召见学部尚书唐景崇、民政部尚书善耆，要他们立即部署严密防范和镇压学生请愿运动。唐景崇遂即下令各地学堂监督、管理员等，要他们负责剀切晓喻：“如有教员从中煽惑，或有不逞之学生抗拒不服，应即分别开除斥退。”步军统领衙门则在京城加派军警巡逻街市，分赴各学堂侦察，“如有不稳之学生，即请校长指名交出，带归衙门”。1911年1月2日，清廷发布镇压学生请愿的命令，其中说到各地学生“轻发传单，纷纷停课，聚众要求”。要各省督抚“再行剀切晓谕，随时弹压，……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而且宣称：如再有学生“滋生事端，定惟该督抚是问”。

陈夔龙是清末紧紧追随朝廷意旨的少数几个顽固督臣之一。他在镇压天津学生请愿运动的同时，还派兵包围过保定师范学堂，禁止学生出入，搜查来往信件，造成了相当紧张而又恐怖的气氛。得到1月2日的谕旨后，他更进一步策划镇压行动，决定严办请愿活动的组织者。天津学界领袖普育女学堂校长温世霖，在历次请愿运动中都很积极，在第三次请愿失败后，更不避风险，组织学生****请愿。陈夔龙等官僚极端嫉视。1月2日谕旨发布后，夭津即出现匿名揭帖，影射攻击温世霖。不数日，陈夔龙即将温世霖逮捕，捏造了所谓“结会敛钱”，“妄图煽动”等罪名，上奏朝廷要求将其发戍新疆。清廷迅即准其所请，于1月9日明谕发布全国。陈夔龙的卑鄙和清廷的乖张，引起全国舆论的愤怒。《时报》指出：这是“揭出假立宪面具之一铁证”。至此，请愿运动完全失败了。

请愿运动的失败固然与清朝反动政府的分化瓦解和严厉镇压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立宪派本身的怯懦。以张謇为代表的一部分保守的立宪派，一开始就抱定“秩然秉礼，输诚而请”的方针，不肯对反动统治集团作更有力的斗争。所以，当清廷将开国会的期限稍为提前，而同时准备对请愿实行镇压的时候，他们就先自妥协了，造成了立宪派的分裂和削弱。其他各省较为激进的立宪派，虽然对清政府的反动性有一定的认识，对其反动政策表示相当的愤慨，也曾比较尖锐地揭露和抨击清政府假立宪真****的本质，提出过一些较激进的斗争口号，但他们在本质上也是脆弱的。一当需要把他们的斗争口号付诸实行的时候，他们瞻顾徘徊，畏首畏尾，表现非常卑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然而却不愿也不敢充分发动群众来增qiáng自己的力量。他们对群众运动总有些提心吊胆，生怕发生激烈行动，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正因如此，他们只能在各省发动群众性的请愿活动，而在“辇毂之下”的北京，却始终未能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游行请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