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敏的周延儒有所领悟，再次请求到前线去指挥作战。朱由检这才冷笑道：先生果然愿意去？朕在宫中作过占卜，此时此刻最为合适，你一出宫门，不要回头，一直向东前行。并且交代他，以内阁首辅身份督师，阻断敌军归路，务必全歼。

周延儒知道，在此之前吴甡受命督师故意拖延时间，皇上非常气愤；他不想重蹈覆辙，立即行动。这是他的机敏之处。然而，他没有驰驱战场的经历，指挥打仗毕竟是外行，何况对手是所向披靡的满洲铁骑！他不想冒着枪林弹雨去为国捐躯，这是他过于精明之处，也就是“太使乖”的秉性使然，结果把一幕喜剧演成了一幕悲剧。

当他赶到通州时，东起天津，西至涿鹿，三百多里范围内，清军把掠夺来的物资，车载骡驮，浩浩荡荡北撤。明朝jūn_duì根本不敢阻击，只是在远近城楼上不停地鸣炮恫吓而已。这当然是周延儒的主意——避免与清军直接交战；他自己则躲在通州城内，每天忙于和幕僚、随从、统兵将领举办宴会。前来“勤王”的四总兵——刘泽清、唐通、周遇吉、黄得功，轮流在绛色幕帐内大摆筵席，宴请督师大学士及随征四大臣——方士亮、蒋拱宸、尹民兴、刘嘉绩。随征四大臣又回请四总兵，“陪酌”督师大学士。

周延儒就是如此这般在筵席上面“督师”的。每天午后，督师衙门开门办公，收受文书；晚上和次日早晨，两次起草“捷报”向宫中传递。当时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督师大学士周延儒：虏畏炎熇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驮回。

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说的是周延儒名为督师，却从来没有视察前线，犒赏将士，他的所谓“督师”是在耍弄政治手腕。为了慰藉皇帝，不断谎报军情，诡称捷报频传。

他的那些“捷报”全是假的。谈迁在《国榷》中指出，如果周延儒真心要报效国家，在险要关隘布置伏兵，另外分兵从后面追击，孤军深入、疲惫不堪的清军势必遭到重创。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大量jūn_duì尾随在清军后面，放纵他们出塞北上。无怪乎当时有人怀疑周延儒是不是接受了清军统帅的重贿，故意假道放行。这种怀疑显然没有根据，周延儒再奸佞，也不至于做出叛国的事情。但是，如此精明的他，居然在皇帝眼皮底下，谎报军情，实在匪夷所思，或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周延儒此人太精明，太不老实，自以为占了便宜，其实是最大的吃亏。他也不想一想，如此众目睽睽之下的战争动态，老是谎报军情，难道不会露出破绽？朱由检并非昏君，那么容易欺骗？他早就有所布置，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派出的情报人员，就在前线，他们打探到真实情况，通过司礼监太监报告给皇帝，所以朱由检了如指掌。他对周延儒竟敢以谎报军情的手法，欺君罔上，大为恼怒，下令五军都督府、兵部官员组成军事法庭，对周延儒“蒙蔽推诿”的案情进行审查。审查虽然是“背靠背”进行的，毕竟受审查的对象是政府首脑，军事法庭不敢对周延儒严加惩处。

周延儒自己深知罪行严重，正惴惴不安地“席藁待罪”为了免于一死，自己向皇帝请求流放边疆。

令人不解的是，皇帝下了一道措辞极其温和的圣旨：“卿报国尽忱，终始勿替，许驰驿归，赐路费百金，以彰保全优礼之意。”

这道圣旨是让他体面地致仕（退休）为了保全对他的恩宠，还赏赐路费，由官方的驿站送他回归宜兴老家。当有关部门的审查报告送上，请皇帝批示时，他回答说：周延儒功大于罪，不必再议了。

就这样，已经做好流放打算的周延儒，居然侥幸逃过一劫，得以衣锦荣归了。

难道周延儒从此就可以优游林下，避开政治风波了么？

这很难说，恐怕凶多吉少。此人复出后固然做了一些好事，但是秉性难改，私心太重，过于贪婪，一旦下台，言官们决不会放过他。正如李清《三垣笔记》所说，有识之士以为，周延儒应酬交际太滥，门生故旧有所请求，很少有不答应的；他又熟于世故，讲究情面，热衷于权钱交易，对于贿赂是来者不拒。一旦事发，必将面临两难选择，如果遵纪守法势必遭来怨恨，如果徇私枉法必将连累自己，二者必居其一。李清也算是周延儒的门生故旧，了解他的为人，在他势力最为显赫的时候所作的预测，日后果然应验了。然而，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是机敏过人的周延儒始料不及的。

突破口就是周延儒的门生范志完。志大才疏的范志完，凭借“座主”周延儒的权势而飞黄腾达，由山西巡抚晋升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各镇军务；以后又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辽东宁远军务兼辽东巡抚，不久又兼任蓟州、昌平、通州、登州、天津等处总督。也就是说，辽东、山海关内外、京津地区的防务，完全交给一个总督，这是极不明智的。当年袁崇焕这样的干才尚且难以尽责，何况范志完是一个大言不惭毫无军事才能的人！为什么周延儒会把如此重要的岗位交给范志完，其中必然有不可告人的内幕交易。一旦事发，这两个人都难以辞其咎。

果然，清军从长城的墙子岭要塞突破，攻陷蓟州、北京附近地区。这是范志完的重大渎职事故，官员们弹劾他疏于防范、贪婪无能，要求严加惩处。朱由检考虑到敌军未退，责令他戴罪立功。但是他戴罪而不立功，胆怯之极，始终不敢与清军决战，听任他的jūn_duì尾随清军，到处抢掠。

山东武德道兵备佥事雷演祚向朝廷揭发，范志完纵兵掠、克扣军饷，贪腐渎职，就是这样一个无德无才之徒，通过勾结“大党”从一个小官骤然升为总督。如果没有周延儒这个“大党”为后盾是不可想象的。他把矛头指向周延儒：“座主当朝，罔利曲庇，只手有燎原之势，片语生死之权，称功颂德，遍于班联。”

朱由检召见雷演祚，当面听取他的揭发，下令逮捕范志完。

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初八日，朱由检召开御前会议，要雷演祚与范志完当面对质。

朱由检问雷演祚，他奏疏中所说“称功颂德，遍于班联”指的是谁？

雷演祚回答，是周延儒。并且说，周延儒招权纳贿，自以为有功，乘考选科道官之机，网罗门生。通过幕僚董献廷之手，卖官鬻爵，凡是求得巡抚、总兵官职的，先行贿董献廷，用两根玉带、十三颗珍珠作为暗号；如果成功，便有巨额贿赂送到周延儒家中。

御前会议的结果，范志完因纵兵掠、贿赂朝廷政要等罪状，判处死刑。由于牵涉周延儒“招权纳贿”的种种劣迹，朱由检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兵科给事中郝揭发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作为周延儒的干儿义子，窃权附势，纳贿行私，凡是内阁票拟、国家机密，事事都预先知道。这不仅渎职，而且过于肆无忌惮。郝如此分析周延儒的内心世界：由于过多而无法刚直，虽然智谋足以掩盖过失，毕竟缺乏谋国的忠心；一心想依附于君子，而又不肯屏弃小人。面对忠直之人表面援护，而实质疏远；面对邪佞之人表面亵慢，而实质亲昵。因此辜负皇上知遇之恩，耽误封疆安危。他的结论是：周延儒是天下的罪人，吴昌时又是周延儒的罪人。

这话一点也不错。吴昌时这个复社成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连他的同社盟友吴伟业也说，此人过于贪利，醉心于升官发财，自以为协助周延儒复出有功，专擅权势，周延儒反而为他所累。

御史蒋拱宸的揭发更加令人震惊。吴昌时作为周延儒的亲信，与董廷献狼狈为奸，贪赃难以数计。有一场科举考试，周延儒录取了不少亲戚以及用重贿买通关节的人，都是吴昌时为周延儒经办的。周延儒的弟弟周肖儒、儿子周奕封公然榜上有名，毫无顾忌，以至于没有文化的“白丁”以及充满铜臭的商人，都利用贿赂，夤缘登榜。贪横到了如此地步，心目中哪里还有朝廷的法纪！最让皇帝不能容忍的是，吴昌时竟然“通内”——买通宦官打听宫内机密。朱由检把蒋拱宸的奏疏放在书桌上反复审阅，亲笔写下朱批。为了不让宦官泄密，把奏疏放在自己的袖子里，他要严惩吴昌时，进而严惩周延儒。

对吴昌时的审讯非常特别，是所谓“廷审”——在宫殿里由皇帝主持审问。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二十五日，朱由检郑重其事地身穿素服，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中左门，内阁、五府、六部等官员早在那里恭候了。

朱由检声色俱厉地喝令吴昌时上前，要他交代“通内”的情节。

吴昌时矢口否认：祖宗制度规定，勾结宦官者处斩，法律极为森严，臣下虽然不才，怎么能犯这种错误？

朱由检命蒋拱宸当面对质，不料蒋拱宸在奏疏中说得头头是道，一见这样森严的场面，吓得浑身发抖，匍匐在地，说不出一句话。

吴昌时见到这种情景，口气更加强硬：皇上一定要把这一罪状强加于臣，臣不敢违抗圣意，自然应该承受。如果想屈打成招，绝对不可能。

听到这些话，朱由检火冒三丈，命令宦官准备严刑拷打，逼他招供。内阁辅臣蒋德璟、魏藻德出面劝阻，历来没有在宫殿里面对犯人用刑的先例，建议把吴昌时交给司法部门审问。

朱由检立即把他们驳了回去，振振有词地说：此辈奸党，神通广大，离开此地，还有谁敢公正审讯？他的潜台词是，吴昌时牵涉到周延儒，司法部门碍于人事关系，很难公正审讯。蒋德璟、魏藻德只得退一步，请求不要用刑，因为在宫殿用刑，实在是三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事。

朱由检这个皇帝却并不拘泥于什么“祖宗法度”反驳说：吴昌时这厮，是三百年从未有过的人！一记闷棍，把蒋、魏二人弄得哑口无言。

于是“三百年从未有过”的事情上演了。宦官对吴昌时动用酷刑，把他的两腿胫骨夹断，情况极为惨酷，哀号之声响彻殿陛之间。在场的人莫不为之暗暗叹息：呜呼，国家元气丧失殆尽了。由于吴昌时已经昏迷不省人事，朱由检命令把他押入锦衣卫监狱。

不久，朱由检指示刑部、都察院、锦衣卫，以“把持朝政，奸狡百端”的罪名，把吴昌时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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