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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廷审吴昌时的场合，有的大臣说，吴昌时不过是幺麽小吏，何必如此大张旗鼓？朱由检意味深长地反诘：吴昌时是幺麽小吏，难道周某也是幺麽小吏？可见廷审吴昌时另有所图，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很快圣旨就下来了，命锦衣卫差人把周延儒押解来京，听候审问。

周延儒得到消息，预感到此去在劫难逃，为了销毁罪证，临行前把储藏珍宝的三层楼阁付之一炬，多年积累起来的奇珍异宝，在五彩斑斓的烈焰中化作一片灰烬。

进京后，他从昔日的首席大臣沦为今日的阶下囚，关押在崇文门外头条胡同的关帝庙，第二天转移到正阳门内的关帝庙，四面有锦衣卫兵丁看守。这种关押方式非常奇特，不在监狱，而在关帝庙，因为他毕竟是退休的首席大臣，与一般人犯有所不同。皇帝要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在三天之内，审定周延儒的罪状。这是一个棘手的案件，因为不同的人对他的功与过的评价很不一样。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认为，周延儒罪不至死，希望皇上从宽发落。他在三法司会审时侃侃而谈：皇上把周延儒从田间召回，尊崇为太师太保，可谓千古奇遇。他担任首辅的初期，办了不少德政，天下称颂太平。但是他不能始终如一，不能严以律己，结党营私，潜通贿赂，私授官职。督师期间受门生连累，贻害封疆。皇上谴责他“欺藐”是完全正确的，周延儒应当扪心自问：活在世上还有何颜面，是否能赎罪？不过按照法律条文，罪状在“失误封疆”下一等，何况皇上先前已有“曾居首辅，宽其拿解”的圣旨，请求皇上垂念国体，作出圣裁。李邦华并非周延儒的亲信，他从大局考虑，接连处死首辅大臣，似乎是不祥之兆。

大理寺卿凌义渠的看法截然相反。他闭口不谈周延儒复出以后的政绩，直截了当地谴责他奸邪的品格：有谋身的智慧，无报国的忠心，精神惯于揣摩，伎俩总归闪烁，因此一时群小依附，狐假虎威，擅自把用人行政的大权作为施恩结怨的手段，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国家。法律虽然有“议贵”（为尊贵者开脱）的条文，也不能对他宽恕。

刑部尚书张忻则倾向于李邦华，肯定他复出以来，一向勤敏，为政府作了贡献。无奈他生性智巧，缺少正心诚意，喜欢拉关系，滥用匪人。甚至在奉命督师时，仍然庇护私交，赏罚混淆，置国家法度于不顾。他的罪行严重，但有“议贵”条法，希望皇上给他一条生路。

三法司首长合议的结果，一人主张从严，二人主张从宽，于是判决如下：周延儒发配边疆充军终身。

朱由检不念旧情，驳回了三法司的判决，亲自拟了一道圣旨：“周延儒机械欺蔽，比匿容私，滥用匪人，封疆已误。前屡旨已明，这所拟岂足蔽辜？姑念首辅一品大臣，着锦衣卫会同法司官，于寓处勒令自裁，准其棺殓回籍。”

圣旨下达后，内阁辅臣蒋德璟等纷纷为他求情，请求皇上“法外施仁”批准三法司的判决。朱由检再次重申，“勒令自裁”已经是从宽发落了。事情再也无法挽回。

崇祯十六年（1643）某一天夜半更深之际，五十五岁的周延儒在关帝庙中，听太监宣读圣旨。念到“姑念首辅一品大臣”一句时，太监故意稍作停顿，周延儒以为皇上尚念旧情，不至于判处死刑，再三叩头谢恩。不料，接下去的是“于寓处勒令自裁”顿时失魂落魄，不停地在地上转圈子。一直拖到四更时分，才上吊自缢。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长期服用人参，气绝后，四肢仍然温润如生。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恐有不测，命兵丁用铁钉钉入他的脑门，然后才回宫复命。周延儒的死，比薛国观惨多了。他临终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恩深惭报浅，主圣作臣忠。国法冰霜劲，皇仁覆载洪。可怜惟赤子，宜慎是黄封。替献今何及，留章达圣聪。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周延儒临死总算还知道“恩深惭报浅”——辜负了皇恩浩荡，留下了最后的一份奏疏作为报答。

从周延儒的复出到“勒令自裁”使得王朝末路上的回光返照般的中兴之梦，终于化作泡影。崇祯一朝五十辅臣中，有能力驾驭朝政的，除了温体仁，就是周延儒，但是这两个人都品行不端，用杨士聪《玉堂荟记》的话来说，就是“不轨于正”如果仅就能力而言，其他辅臣都无法望其项背。周延儒死后，朱由检再也无法找到一个可以依靠、重用的辅臣，他变得更加孤独了。

袁承志看完消息，联想完这些情节，嘴角浮起一抹冷笑：大明江山，果然气数已尽，哼哼。

早饭过后，袁承志信步游转，来到崇政殿前，哈木儿带领袁承志的二百名亲兵，早已经侍立在崇政殿的周围，荷枪实弹，军容严整，一个个目射凶光，显得杀气腾腾。

“太子爷早。”

哈木儿如今早已经把自己的太子爷当作大清的神明一般，看到袁承志时，快步上前，将手中步枪放在身侧，跪倒磕头，“您的卫队，已经在此守候，请太子爷检查。”

“嗯。”

袁承志淡淡地答应一声，看到二百名士兵如此严肃，袁承志不由微微一笑：“让他们检查武器弹药，随时准备开战！不过，不用那么严肃，放松点儿，一看就是没打过仗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