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才是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的组织力，生产力，搞建设的速度，可不是农耕社会的组织方式可比的。

李轩要筑“燕歌”城，要开荒，用的是jūn_duì，是劳改犯，就是要运用工业法则，就是计划经济原则啊。

苏联与美国都是计划经济呀，在架构上和一个儒与诸子百家的分别一样。

苏联不分德，一个德，一个天下全计划。

美国是分德，天下是一个个计划经济体相生相克。杜邦，洛克菲勒等等，那都是独立的计划经济体，化工生产，钻井勘探，都必须严格遵循计划，自由个屁。

纳粹德国是介于之间，在苏联的垂直架构全计划之下，在美国的分布式架构之上，由天下出面整合，组建法本化学等一个个大型托拉斯，同样是计划。

在架构上是很简单的，计划是自然科学，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经济是人文科学，是上帝如来佛。所以，跟相信有经济这回事的鹦鹉，是说不清的。

计划就是战略学，未来学。

人文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很有道德，很有慈悲，很受人民爱戴。跟施主爱方丈，信徒爱神父，没有不同，脑子里有广厦千万间，就好幸福。

可计划不同。

若计划北盟六年义务教育，那就得统调北盟势力范围内的适龄熊孩子人数，需要多少教师，要盖多少师范与学校，要多少块砖，砖要多少煤，煤要多少人挖，耗粮多少，粮需要多少农田，农田要多少粪肥，粪要养多少猪才能拉够，猪要……

这就是战略学，与打仗是一样的。

这就是计算推演趋势的未来学，沙盘上就可以推出来的，这就是计划。那生产计划指标一旦制定，广厦要建多少间，多少块砖都要严丝合缝的。不能黄老之治，不能之乎者也，静而不争啊，那还盖个锤子啊。

黄老之学，儒学都是好学问，不是名教不适合工业社会，上帝在工业社会照样可以光辉。是名教中人不思进取，没有去让它适合。万事万物，终究看的是人，人朽了，再好的工具，使不了。

在生产力不行的时代，名教就是最适合农耕文明的统治学，没有之一，只是有结构缺陷。

但这同样不是儒这个工具的问题，是用工具的人的问题，是统治集团的问题。

儒在大一统王朝，具备天然的垄断性，打天下是一次打不下来的，坐天下每次都得被人推了。

可甭管谁坐天下，儒肯定都是赢家。士大夫都是瞎子吃饺子，心里有数，一看挡不住，国势已崩，肯定降的利索。

文官在王朝更迭之时，次次群起而降的现象，背后的本质，就在这里。

可坏菜就坏菜在这里了，名教这种天然的垄断特性，还有什么好改的？

由此导致的就是先秦之后，自武帝用皇权赋予了儒的独家垄断权之后，儒家就逐步丧失了自我进化能力，除王阳明等极少数流星划过，儒学无任何新意，千年因循守旧，僵死拉倒，换条狼接着骑，换个壳儿照样上市。

儒学，也就随之只朝内治的方向进化了，不对外的。所以，开疆只能开国时期，中后期就被治软了，开不动了。现象背后，必有原理。

治天下的学问，始终只有儒这个唯一的候选人，唯一的赢家。

名教赢在治，不在攻守！

儒一涵盖攻守，又要管财赋政策，又要管军事制度，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符合它曰的道德，实际就是出圈了。

这倒不怪儒，儒，举孝廉，科举等等都是方法论，都是统治的工具，用工具的那只“无形的手”是统治集团操纵的，这是统治集团腐朽的问题。

考“孔子曰孟子云”才会有“孔子曰孟子云”的官。考弓马骑射，自然来赶考的就是赳赳武夫嘛，那官全会骑马射箭不很正常？举孝廉就会有一堆孝顺官，弑父才能当官，宰父的官就多的是。这是统治集团操纵的“无形之手”，与儒这个工具无关。

农耕王朝时代，始终就是治乱循环，jūn_duì承平日久就会废弛，土地兼并等都会累积出结构问题。

导致出现结构问题的本质，与儒无关，是顶层设计问题，没有给儒画好圈，对其行为边际没有做出约束。

这就导致附在大一统架构上的儒，本能就会趋向把气充满大一统这个瓶，一统社会各阶层的思想与伦理。

可是，皇室，勋贵，官僚队伍，学者梯队，市民阶层，武士阶层，jūn_duì，在王朝时代，有没有必要非要遵循一个伦理与信仰呢？

完全没有必要。

小市民就让他们做小买卖，不要偷税漏税，好好幸福生活就是了。没有必要拿武士阶层的要求去要求市民，商人。

敌人打来了，平民不设防，投降都可以，这不是应该要求平民承担的责任，不关市民阶层的事。

官员，税吏，祭祀，学者，市民，文人，jūn_rén，商人，各有各的作用，突出的是各自的长处。

前锋要练的是射门技术，培养的是进攻精神，练守门不扯淡么？

一旦放任儒，它就会给你排个10.0.0阵型出来，十个后卫，要求全社会一个模样，君王勋贵士农工商兵一个德行，全是道德后卫，不欺负人的。

天下大治啊。

这个球队的阵型是无敌的。

前提，别跟人踢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