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取消了宰相制度，把国家的行政、经济、军事大权集中到皇帝一人之手，虽然有效防范了大臣掌握超过帝王的权力，但也极大增加了帝王的工作量。

象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各地政局千差万别又千变万化的大国，每天要处理的大政要事必然庞大而繁杂。朱元璋，朱棣这些出身行伍，精力充沛，深知创业艰难的开国帝王，每天也许还能勉强应付；但后世那些在深宫和女人堆里泡大的荷花大少，就既无能力热情，也无必要的责任心去整天分析批阅政务奏章。

因为面对的政务工作量太过庞大，大明王朝中后期的皇帝多数具有厌恶政治的逆反心理，为了逃避政务居然长期呆在深宫不上朝办公，不出见政府官员。

这现象有点类似我国中小学那些名目繁多的“特长培训班”，掠夺孩子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自由时间去培训钢琴、绘画，书法，结果效果适得其反，使很多本来拥有一定音乐、绘画天赋的孩童日后一看见钢琴、画板就头痛。

皇帝拒绝出见政府官员上朝办公，大明的政治体制又不允许拥有过人能力、情操和责任心的官员替皇上代劳；国家的政务又必须有人办理，离皇上最近对皇位威胁最小的宦官自然就代皇上处理国家大事，打着皇上招牌主宰朝政胡作非为了。

在皇上一人高度集权懒皇帝辈出的时代，宦官若不干政那才是活见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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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虽然高高在上，但是人不是神，一样拥有弱点和七情六欲，就算能力过人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面对一人能力德操难以负荷的无限集中权力，犯错和出丑自然在所难免。

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和力不从心，确保皇上英明神武的伟大形象，自然只允许下属臣民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听不得任何有益家国的逆耳忠言，尤其是听不得那些与皇上伟光正和形势大好不一致的真话。

为了扼杀真话和逆耳忠言，朱元璋发明了短寿的“文字狱”，把有良心和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砍头甚至灭九族。科举取士也一律采用“八股文”。“八股文”的主要内容就是歌颂皇上如何伟光正；下级如何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官员理政如何“本末倒置不识大体”，“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朱元璋的发明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反右”、“样板戏”和高考“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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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皇上朱由校和生祠太监魏忠贤专政的八年，把大明帝国推向腐败登峰造极社会道德底线全面崩溃的悬崖边上。

木匠皇上因为废寝忘食专注木工活，精力透支早早死掉，崇祯皇上朱由检登上皇位。

朱由检继承的是一个被朱由校和魏忠贤折腾得烂透了的危机帝国，被腐败无耻掏空了根基的大明王朝遥遥欲坠，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崇祯皇上朱由检对他接手的帝国深重危机了如指掌，对大明怀有极大的忧虑。

朱由检和那些长年龟缩深宫懒惰无能的前任不同，对大明拥有强烈责任心，决心力挽狂澜拯救他的帝国。

朱由检一上任就把权倾天下的生祠太监魏忠贤革职，还没等到查办魏公公就吓死了，“生祠”终于变成了真正的“祠堂”。

接下来崇祯皇上开始寻找拔乱返正救国救家的治世良方。

大明王朝之所以朽烂到魏忠贤那种地步，根本原因是开国皇上朱元璋创立的那套“唯上是从”、“高度畸形中央集权”和“说假话舆论环境”造成的。

这个全面反智反文明体制到了朱由检即位时已丧失最后的弹性调节功能，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体制上铲除贪污腐败和宦官干政赖以滋生的政治土壤才能给朱姓帝国注入新的活力，浴火重生转危为安。

崇祯皇上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中央放权地方自治，就算不实行地方政府自治，也应该恢复开放民间精英自治传统；官吏任免实行“双向负责制”，虽然仍由上级任命但必须尊重民意，适度开放民权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大刀阔斧消减公务开支，减税节流休养生息刺激经济发展；允许知识分子畅谈国事揭露监督贪官，不以言论对读书人定罪……

可崇祯皇上和他身边那帮从朽烂前朝继承下来只知拍马屁看脸色无任何胆识的狗屁智囊团却不这么认为。

崇祯智囊团认为大明王朝的根本体制不能变，要坚持太祖朱元璋创立的那套大明政治制度不动摇，只能在“总量不变”的基础上“盘活存量”；而不能象商鞅改革那样“另起炉灶”。

崇祯智囊团认为打击腐败是必要的，但必须在体制内进行，绝不可让民考官，也就是只能由体制内的监察官员出手反贪反腐。

问题是在一个腐败无孔不入官场已经无净土的末世帝国，奉命反腐的各级监察官员多数也堕落成了大贪官。他们反腐的目的不是为了净化官场，而是为了向问题贪官索取贿赂，从落网的贪官口里分一杯腐败羹。

这样的体制内反腐自然成了官官相护交流腐败经验和心得的闹剧，最终结果是越反越腐。

崇祯智囊团对开国皇上朱元璋的贪官剥皮亭印象深刻，认为乱世用重典，对贪官大开杀戒就能有效整肃贪污。

问题是在一个无官不贪的朽烂官场，如果只由体制内的官员来反贪，谁来执掌杀贪官的刀柄？最终结果自然是大贪官审判监斩小贪官，贪污一千万两的召集贪污一百万两的研究惩治贪污十万两的腐败问题。

最终反贪反腐运动演变为肃清异己的正文治迫害和官官相护的腐败盛会。

崇祯皇上在位时冤死的治世能臣，多是在“贪污”的名义下受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