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说到这里还意犹未尽，还想再多说几句以显示天子的威严。但这时一阵狂风夹杂着细密的沙土席卷而来，顿时将他头顶上的御罗伞盖向后吹倒，四周的太监和锦衣卫们纷纷乱作一团，他身后城楼上檐角上的铁马也被刮落，摔在地上一声巨响。崇祯的脸色顿时大变，作为一个受过很好儒家教育的皇帝，他素来是以“天子”自居的，而眼前的天象大变让他内心深处不得不产生一个恐惧的年头——这莫非是上天对自己方才的行为不满加以警示的吗？他脸色惨白的朝曹化淳挥了挥手，示意对方迅速把张献可带回去，就飞快的登上御辇，在大队太监的簇拥下返回乾清宫。而午门外的群臣也乱作一团，慌乱的朝午门跑去，那些威严的大象、锦衣卫、大汉将军组成的仪仗也在狂风之中一哄而散了。

回到乾清宫的崇祯心情沉重，他的脑海中开始不断重现方才跪在地上苦苦劝谏的张献可还有突然而至的狂风，不久前的狂怒已经化为一丝丝后悔，难道自己当真是做错了吗？少年时所读过的那些书中的忠臣形象一个个浮现在崇祯的眼前，所不同的是自己这次处在了昏君的位置上，难道今日朕的行为也会落在那史书之上遗臭万年？一想到这里，崇祯的心情就越发烦躁起来，他停下脚步，向侍立在一旁的曹化淳道：“曹公公，你让人取些伤药，给张先生送去。”

“张先生？”曹化淳闻言一愣，旋即才反应过来，赶忙应道：“奴才遵旨！”

“莫要大事张扬，还有，对张先生家里便说是你让人送的。“崇祯此时的心情非常矛盾，他即不想被后世之人当成一个暴虐的昏君，又害怕送药被群臣当成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因此才下了这样一个有些自相矛盾的命令，却完全没有想到身为提举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曹化淳的身份就决定了他的所作所为不可能解释为个人行为。他犹豫了一会，低声问道：”曹公公，你觉得朕这么做对吗？“

曹化淳低头小心的答道：“老奴听说‘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方才在午门前廷杖是责罚其无礼，现在赠药是怜惜其且老且忠，皇爷所为虽尧舜之君无以复加，想必张先生也能明白陛下的心意！”

听了曹化淳这番话，崇祯的心情才稍微好了一点，这时外间的小太监通传户部尚书毕自严到了在外间等候，崇祯赶忙回到座位上，下旨通传其来觐见。不一会儿毕自严便在小太监的引领下进来了，他是个貌不惊人的老人，身材矮小干瘦，双肩几乎撑不起宽大的官袍，毕自严刚拜了一拜，性急的崇祯便伸手虚托道：“毕先生免礼，来人，给毕先生搬张椅子来，坐下说话！”

毕自严没有退让，坐下后沉声道：“陛下今日招老臣来应该是为了三边总督杨鹤杨大人请款的事情吧？”

“嗯，老先生你也看过邸报了！”崇祯点了点头：“今天上午张继可在午门外也也闹得有些过了，把朕逼得没有法子了，若非如此朕也不会对他行刑的。”说到这里崇祯叹了口气：“也不知道为何张献可为何如此？莫非杨鹤在西北招抚不对？”

毕自严看了崇祯一眼，沉声答道：“老臣没有去过陕西，不知道杨总督招抚是对是错，不过他在折子里提到的一件事情老臣是十分支持的。“

“哦？“崇祯闻言一愣，赶忙问道：”何事？“

“更改盐引、清理军屯！“

“什么？“崇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后一项也就罢了，毕竟清理军屯是毕自严一贯的主张，他一上任户部尚书，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清理京中各处的库房，第二件事情就是巡视九边清理军屯，但盐税乃是明朝几个最重要的财税来源之一，杨鹤做法显然破坏了盐政，为何身为户部尚书的毕自严居然会支持对方。

“不错！“毕自严依然是那副荣辱不惊的模样：”兵事我不懂，也不好乱说。不过杨大人在理财上的做法却是深得我心。祖宗设立盐引之政为的不是聚敛民财，而是为了边关将士有粮有马、天下百姓有盐可食，天子富有四海，所求者无非国泰民安，岂能如商贾之徒，汲汲于求什一之利？孝宗之后，叶淇改旧制为商人以银代米，交纳运司，再分与九边，而边关将士有饥寒之忧，纵太仓银累至百万又有何用？至于军屯就更不用说了，西北之乱之所以能闹得这么大，便是因为军屯为豪猾之徒所占，军中壮士无以聊生，只得从贼，而成大患，杨大人所作所为别的老臣不敢评论，但这两样老臣以为都是善政。“

听了毕自严这番话，崇祯点了点头。在中国古代的绝大部分时候，政府向百姓征收的税收是有很多种形式的：钱币（包括铜钱和银两）、粮食、布匹、各种特产实物、以及劳役，在许多现代人看来这完全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因为如此错综复杂的税收体系不但很难征收、运输和存储收上来的钱物，也很难根据预算来决定要征收税收的总额。比如我们很难计算百姓缴纳到驿站的一百捆干草应该折合成多少银子和铜钱，也很难将为了修建一条道路所征发的一百个青壮年劳动者一个月的免费劳役折合成税款。

因此许多现代的汉学家指责古代中国是一个几乎没有公共服务的政府，从民众身上征收来的大量财富被毫无计划的分肥和花费，而缴纳了税款的百姓当遇到盗匪、水灾等突发性的祸患的时候政府却没有预算的开支，只能向百姓临时性的征收一笔新税来应对。这些汉学家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采用某种单一货币的形式来征收税款，而不是形式多样啊的实物和劳役，这样就可以中央政府先根据所要支付的体系来建立科学的预算，然后根据这个预算来征收税款，以防止百姓被无休止的劳役和名目繁多各种捐税压榨的精疲力竭。而为何古代中国在大多数的时间没有这么做呢？这些“聪明”的汉学家简单的将其归结为古代的中国士人数学很差，或者说他们懒得学习数学，而让国家财政保持在一种“混沌”的状态，这样这些懒得学习数学的人们就能长时间的控制国政了。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知道的更多一些就会发现这些汉学家们不过是提出了一种“看上去很美”的建议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