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古代世界各民族刚开始的时候选择了各种不同的东西作为货币：贝壳、牲畜、粮食、盐、布匹、金属，但到了最后几乎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金银铜这三种贵金属，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金银铜拥有单位价值大、质量均匀、容易分割、不易腐烂、旧藏不坏等几个特点，因此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说过“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但相比起其他几个文明古国，古代中国是一个贵金属十分稀缺的国家，少有的几个比较富裕利于开采的铜、金、银矿还往往位于偏远的西南地区，偏偏古代中国又是一个非常早熟，经济发展很快的国家。于是对于古代中国政府来说，很早就遇到了一个其他文明未曾遇到的问题——通货紧缩，即市面上货币总量不足，其结果就是货币的价格不断上涨，结果就是商旅裹足，实物商品价格下跌，无形之中农民的负担不断增加，最后导致国力受损。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只有一个，古代的老百姓们可不会接受纸币，政府不得不拿出真金白银来制造货币，以汉代为例，数十万在矿山中服役的刑徒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开采铜矿并制造铜钱，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市面上需要交还的商品和人民缴纳的税款需要越来越多的铜钱，政府不得不把开采出来的铜越来越多的用在制造铜钱上，提高了铜以及铜器的价格，当铜的价格超过了与其同等质量的铜钱时，一个很赚钱的买卖就出现了——将铜钱融化掉制成铜器然后卖掉牟利。

不难想象，不管大汉政府的刑徒们工作效率多高，他们铸造出的铜钱也是没法弥补被融掉制造铜器的速度的，因为每年能挖出来的铜是一定的，政府铸造的铜钱越多，拿来造铜器的铜就越少，也越值钱。而且谁也没法分辨哪个铜壶是用合法的铜材制造的，哪个铜壶是用铜钱铸造的，那些罪犯几乎是无风险牟利，虽然大汉政府三令五申的发布法令要打击这种行为，那依然无济于事。

而政府也不能任凭市面上的铜钱越来越少，因为这无异于加重农民的负担，于是政府的铸币部门只有降低货币的成色，比如把铜钱做小或者掺入铅等贱金属，但老百姓也不是傻子，他们纷纷把成色好的钱币隐藏起来，而把那些成色不好的劣币用出去，久而久之，市面上流动的都是劣币，购买力也越来越低，到了最后连官府都不认用这种钱缴纳的赋税了，到了这个时候一个王朝距离他的末日往往也不远了。

同样的事情在唐宋又重演了一遍，所不同的是抢铜钱的又多了一个角色——外国商人，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普遍技术文化都远远落后于中国，这些国家即使有相当丰富的铜矿（比如日本、蒙古），也没有能力开采、冶炼并铸造钱币，于是他们干脆从中国出口大量的铜钱——直接拿回去当做本国的货币使用，反正古代中国的富庶发达，也不用担心这些铜钱会贬值，今天我们还经常在周边国家发现为数众多的中国古代铜钱就是拜这些古代商人所赐。

不难看出，古代中国的政府并不是没有想过统一用货币来征收赋税，阻碍他们这么做的并非那些古代官员们的数学太差，而是中国是一个极其缺乏铜、金、银等贵金属的国家，少量可以做通货的贵金属根本无法维持一个经济总量如此之大的帝国的统一货币体系。

直到明代中叶这一切方才改变，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巨额白银开始通过墨西哥——菲律宾马尼拉——中国南方这条漫长的航线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几乎是同时，日本在本土也发现也巨大的石见银山，这个时候的日本人总算是学会了开采和冶炼银矿，而中国用丝绸、糖、陶瓷、茶叶等深受西方喜爱的商品交换白银。正是因为这条白银之河的存在，从嘉靖年间的浙江巡按庞尚鹏开始，由张居正最后完成的钞法改革，即政府将土地所有者所要承担的劳役、各种实物税全部折合成白银征收才有实现的基础。但当白银成为货币的同时，明朝政府也将一根绳索套上了自己的脖子。

很多现代人认为我们每天使用的纸币是一种货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日常流通的纸币并没有价值，只不过是一种货币符号罢了，如果离开了国家的强制力作为担保，任何纸币将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真正的货币指的是足额的金银币，其价值由其材质的本身价值决定，无需国家强制力的保证。

显然，在市面上流通的是真正货币的年代，政府如果想要发行新的货币，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一定数量的金银来铸造，而货币市场是掌握在拥有最多金银的人手中。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政府对本国经济的控制程度实际上就取决于他手中金银的多少，而在明帝国采取了以白银为货币的政策之后，却没有将白银的来源控制在自己手里。恰恰相反，当时中国流入市场的白银中，九成以上都是来自海外输入，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是来自本土的矿山，也就是说那些通过海外贸易掌握了绝大多数白银流入渠道的商人们不仅仅是贩卖货物的商人，他们还掌握了大明帝国法定货币来源，是他们而不是大明政府决定每年有多少白银流入货币市场，换句话说，这些商人掌握了大明的中央银行。

很难想象，在当今的世界上如果一个国家元首没有权力任命中央银行行长，并借此控制货币发行权，这个国家元首怎么在那个位置上待下去的。而从万历之后的几任大明皇帝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元首，虽然他在理论上拥有无限的权力，但在金钱的战场上却是个侏儒。为了进行和后金的战争，从万历46年到48年一共征收了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辽饷，弄得海内萧然，间接的毁灭了他的帝国，而当时在东南进行茶叶、丝绸、瓷器海贸的那些富有海商们的地窖里往往就堆积着超过一百万两的白银。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明皇帝们挽救帝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到每年找到一两个这种海商，然后砍掉他们的脑袋就可以了。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毕自严虽然无法知晓上面提到的一切，但他还是本能的感觉到问题的根源就是在于将朝廷一切的经济命脉都交到了白银之上，不管政府订立怎么样的经济政策，但只要把白银作为货币，那么几乎垄断着白银输入渠道的商人们总是能够从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并将损失转嫁到社会的其他成员身上去。以盐引制度为例，在开中法下，盐商们为了得到盐引就不得不运输足够的粮食到边疆去，边关的将士们可以吃饱肚子；而开中法被废除后，确实政府通过出售盐引得到了很多银子，但这些银两却不足以运送足够的粮食到边关去——运费和粮食都涨价了，将士们只有挨饿，而百姓们却不得不淡食，因为盐商提高了盐价。

“毕先生，可是杨鹤他眼下向朕请款！”说到这里，崇祯的话语停住了，他苍白的双颊露出了困窘的红晕，他很清楚户部的银库空的几乎可以跑老鼠了，为了支撑辽镇的军饷和登莱的新军，各地的税款和粮食几乎是随到随支出，这一点他很清楚，毕自严也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