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累一点，可自有古代“伟哥”所提供的乐趣。老实说，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快乐生活，远非当代那些高收入作家所能做到的。如今文人有钱者虽然很多，但要让他办一个只侍候自己的文工团，恐怕还没有这等气魄。第一，中国当代富翁级作家，多为农民出身，很难领会，更难学会白居易这种贵族式的精神享受；第二，虽然卷起的裤脚是放下来了，但是腿杆上的泥巴尚未洗净，小农经济思想也不是三朝两夕就能根除。在他们看来，如果公家不肯出钱，自掏腰包，还不如多找几位三陪小姐，打打茶围，来得经济实惠呢。
他在写《戒药诗》的前一年，公元八三九年（开成四年），诗人这年六十八岁，患了风痹症，估计当为帕金森氏综合症。终于万般无奈，忍痛割爱，将这些青春貌美，鲜活高丽的小女子，一一送出履道里他的公馆，垂泪而别。因此，在放遣诸妓以前，年近古稀的老爷子，欲望未减，雄心不已，恐怕离不开这种“资嗜欲”和“延甲子”的壮阳药。
由于朝野上下求不死药的风气盛行，由于文人学士服强壮剂的时尚大兴，相对来说，因为服药而送命者也大有人在。七十岁时的白居易，有一首《思旧》诗，一下子让我们看到，至少他的朋友，如元稹，如杜元颍，如崔群，如韩愈，耽迷斯道而撒手西去，成为不死药的牺牲品，从此人鬼异途，y阳阻隔。这位老人家不禁为自己幸而解散了私家堂会班子，放走那几位小姐，而能苟存下来，自然要额手称庆的了。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
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
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
微之炼秋古，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
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
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
唯余不服食，老命反迟延。
况在少壮时，亦为嗜欲牵。
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
饥来吞热面，渴来饮寒泉。
诗役五藏神，酒汩三丹田。
随日合破坏，至今粗完全。
齿牙未缺落，肢体尚轻便。
已开第七秩，饱食仍安眠。
且进杯中物，其余皆付天。
有人说服硫磺的退之，不是韩愈，因为韩愈是个圣人，圣人不干这种非圣人的事。但据近人陈寅恪考证：
如元稹杜元颍崔群，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考陶谷《清异录》载昌黎以硫磺饲j男食之，号曰“火灵库”。陶为五代时人，距元和长庆时代不甚远，其说当有所据。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则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
唐朝的不死药（6）
其实，也不必为圣人讳，圣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这一点，陈寅恪的见解，十分精辟。且不论中国文人的矫情伪饰，佯狂张致，心口相忤，言行不一，心，口，手，笔之四点不能成一线，从来就是如此这般。若以总体而论，当这些文人处于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除具特别异秉的极个别者，几乎无一能在风气之裹挟下，开顶风船，逆行不止；同样，也几乎无一能在潮流之冲决中，砥柱中流，悖势而动。“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踟蹰前行的韩愈，能有这种大智大勇吗？
以今度古，或以古度今，本来，孔孟之道，讲求中庸，但中国人要是一窝蜂起来，常常是相当不中庸的，尤其被蛊惑到集体无意识的程度，往往歇斯底里到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偏激别扭到毫无理性可言。所以，风气这东西，潮流这东西，引导得好，有助于社会进步，引导得不好，变成一股祸水，那一定会贻害无穷的。
唐朝的不死药，虽然已是陈年往事，一个历史的笑话而已。但为什么兴起之勃，势头之盛，邪恶之广，为患之深，确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
唐末食人考（1）
在原始蒙昧时代，或封建社会的早期，以及现在还处于野蛮状态的未开化部落里，用活人作为祭祀品，然后分而食之；或将掳掠俘获的敌人，杀来吃掉的习俗，是屡见不鲜的。
这种食人恶俗，至今还流行于西非和中非，及南太平洋群岛。据说，苏门答腊的巴塔克人，在由荷兰人完全控制以前，还在市场上出售人r。而打了胜仗的毛利人，将战斗中死去的人的尸体切碎，摆出人r宴席，也是常见的。但是，社会进入文明状态以后，这种骇人行径，已普遍被视为反人类的罪恶。
中国虽称作文明古国，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却一直有持续不断的不文明的食人记录：
《管子？小称》载：“夫易牙以调和事［齐桓］公，公曰：‘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蒸其首子而献之公。”为了讨君王的欢心，这位极善烹调，后来被视为中国厨师开山之祖的易牙，竟把自己的儿子弄死。精心做了一道菜，端到宫殿上去。
暴虐的纣王，就是挖比干的心的那个家伙，曾经将姬昌［周文王］拘押在羑里，为了测试其忠诚度，将他的一个儿子宰了，剁成极细的醢（也就是r糜），包在饼里，而姬昌居然一点不动声色地，将这人r馅儿饼，全部吃了下去。
三国时刘备落难，逃到山村里，一位老乡听说他是皇叔，没有什么好招待的，连忙把老婆杀了，割下r来炒了一盘菜，让刘备充饥。第二天离开时，才发现那个可怜的女人，像宰杀的猪那样，还在厨房里挂着呢！
想不到进入九世纪以后的唐代，白居易《秦中吟》，其中之七《轻肥》，竟出现了“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句。中国人愈益文明发达的同时，将人食人的丑恶现象写到了诗里，那真是够吓人一跳的。
《新唐书》卷192，写安史之乱时，睢阳被围：“［张］巡士多饿死，存者皆痍伤气乏。巡出爱妾曰：‘诸君经年乏食，而忠义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众，宁惜一妾而坐视士饥？’乃杀以大饷，坐者皆泣。巡疆（强）令食之。［许］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遗民止四百而已。”
无论有多么正当理由，一座三万人口的睢阳城，吃到最后，只剩下四百来人。读到这里，那昏天黑地之感，压迫得连血管里的血y，都会凝滞住的。可在史官笔下，一声“止四百而已”，就了事了。文人们能以如此平静的笔调，写出这段惨绝人寰的悲剧，真让人为之气殪。张巡坚守睢阳，直至城破被俘，不屈而死，其英名千古长存，其气节青史流芳，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围城的最后阶段，这种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以人果腹的现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绝不能视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做法。
因为具有“正义”的堂皇理由，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作出反人类的罪行吗？《资治通鉴》卷220载：“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说明当时，也是有人持不同看法的。清代的王夫之说：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的功绩，“出颜杲卿、李澄之上”。但是，他更认为，“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
所以，他的结论：“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读通鑑论》卷23）王夫之发出这样正义的呼声，对这位远遁湘西四十年，筑石室著书而不仕清的明遗民，更多了一份崇敬。坚贞不屈的他，似乎应该赞赏这种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作出的牺牲。但他却谴责了这种贼仁戕义的食人现象。如果连最起码的人道精神也不存在的话，人性泯灭，兽性张扬，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但是，回顾历史，唐以后的宋，宋以后的元……人食人的可怕事件，仍是层出不穷，这实在是中华文明中极不光彩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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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食人考（2）
北宋末，“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r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老瘦男子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杀戮焚溺饥饿疾疫陷堕，其死已众，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痛哉！”（宋？庄绰《j肋编》卷中）
元末，“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双r。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r。”（元？陶宗仪《南？##肌肪砭牛？/p》明末，“蜀大饥，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连岁干涸，至是弥甚。赤地千里，粝米一斗价二十金，荞麦一斗价七八金，久之亦无卖者。蒿芹木叶，取食殆尽。时有裹珍珠二升，易一面不得而殆；有持数百金，买一饱不得而死。于是人皆相食，道路饥殍，剥取殆尽。无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转相贼杀。”（清？彭遵泗《蜀碧》卷四）
一直到清末，食人风仍不绝如缕，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前夕，与秋瑾同时起义的革命团体光复会人徐锡麟，行刺满清政府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攻占军械局，弹尽被捕，最后，惨遭杀害。心肝竟被恩铭卫队的鹰犬们，挖出炒食，惨不忍睹。
从以上的例证来看，不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封建王朝的全部历史中，凡是标明为“末”的时期，都存在着农民起义和统治者不甘心退出舞台而疯狂镇压的对峙局面。无穷的战乱，无尽的天灾，和大大小小屠夫的毁灭性疯狂，就构成了中国人苦难的岁月。
虽然，总的来说，人类进步文明，社会发展成熟，是历史的大趋势，是不会倒退的。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之中，并不意味着不再出现倒退和逆转的可能。值得我们庆幸的是，食人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终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否则就果如唐太宗时魏征驳斥封德彝所言：“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薄，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
所以，长达四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这种人食人的恶本质，已经y魂不散地潜藏在中国人遗传基因之中。一有得以释放出来的机会，余毒尚存，又会产生出新的食人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狂飙弄得神州快要陆沉之际，被蛊惑起来的恶，压倒良知，压倒理智，压倒最起码的善以后，不也发生过“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累累恶行吗？
在中国人所经历过的许许多多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莫过于人食人，而所有发生在王朝末代的这类人间惨剧，莫过于唐末。而在唐末，所有食人者，又都比不上以黄巢为首的农民起义军。
他在失败前夕包围陈州近一年时间里，采用过的机械化方式，将活人粉碎，以人r作军粮，供应他围城部队，以保证他起义军的战斗力，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食人纪录。
这一份骇人听闻的食人纪录，既是中国之最，大概也是世界之最。
按照历史教科书，黄巢是农民革命领袖，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推翻封建统治的行径，那是具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是毫无疑问的。但若是以毛泽东提倡的两分法的观点看，不那么以偏概全，不那么一白遮百丑，而取实事求是精神，这位革命领袖在荼毒非统治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的手段上，历史上那些声名狼藉的屠夫，比之于他，都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只有他能够用“敲骨吸髓”四字，形容他的食人的残杀方式。
据唐代张模u百菰兀骸八迥┗穆遥裨糁祠悠鹩谙濉5思洌昙3柞蚯辔薜么Γ嗣裣嗍场t幽饲信〈笱鲆淮笸樱啥偈笕巳庖责＇贼。生灵歼于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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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食人考（3）
据《旧唐书》：“贼首（秦宗权部），皆慓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
无论是黄巢以前的朱粲，用二百石铜钟煮人r，还是黄巢以后的秦宗权，腌人尸作随军粮糗，都比不上黄巢。
“［黄巢］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旧唐书》卷150下）
到底黄巢这座食人工厂，一共吃掉多少人，史无记载。但据史书，他“围陈州，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看来，他从长安城里的龙椅上滚跌下来，意犹未尽，没有过足皇帝的瘾，干脆在此再成立一个临时朝廷，好“唯辟作威，唯辟作福”一番。中国封建社会能迁延数千年之久，毛病就出在这里，农民革皇帝的命，不过是革掉了皇帝以后，他来做皇帝而已。
但是，这位皇帝要养活自己的文武百官，和数万名为他打陈州的起义将士，持续三百天，按最保守的估计，至少得吃掉十倍于张巡守睢阳城时的被食人数。
“舂磨砦”的发明权，不是黄巢，应该属于朱粲，名称略不同，叫“捣磨寨”。黄巢围陈州，他已预感到，自己的丧钟快要敲响。一个知道死神即将来临的赌徒，还有什么筹码不敢推到赌桌中央呢？于是，将朱粲的食人法，光而大之，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r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r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扩大原料供应来源，“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这位革命领袖大规模吃人不吐骨头的行径，其野蛮，残酷，恐怖，骇人听闻，即使以唯物史观判断，也很难再冠以“革命”二字来美化他了。
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铁与血的较量中，你不能将敌人消灭，对手也会将你毫不留情地除掉。所以，历代农民铤而走险，反抗强大的统治者，起义军的头目，无不残忍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