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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在那组《秦中吟》诗的序言中，谈到了他的创作背景：“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而“贞元”，就是唐德宗李适的年号。于是，我们知道这位伟大的唐代诗人，是与时代同步的作家，是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作家，也是一位现在进行时干预生活的作家。
在这组诗中，有一首（轻肥），从最高的皇帝起，到最低的里正止，层层盘剥，税赋无穷，对百姓造成的苦难。“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的残酷，“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的凶狠，“岁暮天地闭，y风生破村”的贫寒，“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的悲惨，因此诗的结尾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绝对是这个政权行将末日的描写。一个国家，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可想而知，这个最高统治者已经昏聩到什么程度！
难逃中国帝王聪昏周期率的李适，既然已经在小人的包围下，不可救药地堕落下去，那么陆贽，这个正直有为的，不阿群邪的臣下，这个有着抱负的文人，这个写了许多精彩文字的政论家，这个有想法的知识分子，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君上不亮其诚，群小共攻其短，欲无放逐，其可得乎？”陆贽被逐边陲十年，直到德宗死后，他儿子顺宗接位，才体会到当年陆贽对他老子的拒绝，具有多么了不起的价值和意义。来不及地下诏书，让他回到长安，在朝廷任职。
可是，诏未至，贽死，享年五十二岁。一代良臣，就以这样一个拒绝邪恶的形象，长存于史册之中。
唐朝的不死药（1）
唐代上层社会，服长生之药、求不死之风甚盛。
人岂有不死之理，但不想死之心，人皆有之。明知其绝不可能，可没有一个人碰到有这种可能性的时候，会放弃的。哪怕百分之百的荒谬，也不肯失之交臂。即使科学发达至今天，不也有过这种功，那种功，弄得一帮愚民膜拜崇信，成为现代白痴么？
何况，一千年前的唐朝。
在中国，怕也不只是唐代，有钱的，有名的，有权的，有势的，日子过得滋润得不行的那些人，以及没钱的，没名的，没权的，没势的，日子过得不那么舒坦快活，而在孜孜奋斗，企冀改变的那些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延年益寿，寻丹觅药地争取不死。
再则，最好的死，也不如最不好的不死。于是，可想而知，唐朝人吃不死药，比当代人吃补药的积极性高上十倍，不以为奇。当时的长安，恰逢盛世，人们自在得简直不知所以，便想办法要长久的快活，想办法能取得长久快活的灵丹妙药。于是，来自西域南洋的胡僧，来自道教名山的方士，最吃香，因为他们能炼不死神药。皇帝下帖诚邀，名流登门求教，官员趋前问候，小民望风追随。有一个名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高僧，是从印度尼西亚的婆罗门岛，渡海来到大唐，那就更是不得了。最后，他混到了李世民的高级医药顾问一职，负责监制御用的长生不老之药。
在太极宫的金飚门，为他建造一座炼丹的冲天炉，白天火光熊熊，夜晚耀如白昼。
同是洋人，这个“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胡僧，可比当今瑞典科学院专管诺贝尔文学奖的院士来到中国，要神气得多，牛皮得多。人称“天可汗”的万世之尊，亲下丹墀，合十礼敬。因为这位外国和尚，能让你不死，活八百岁，活一千岁，能让你与你的重孙子，一块儿再娶媳妇，能让你与你的灰孙子，一块儿重做新郎，那是金山银山也买不来的福气啊！至于挟重金而来华的洋院士，相比之下，那诺贝尔奖的区区五十万美金，就不免有点赧颜了。
唐朝的不死药，种类繁多，系统不一，方剂互异，用药有别，冶炼炮制的方法手段，也各有各的高招，通常都秘而不宣。若像做豆腐、炸油饼那么简单，那些卖野人头的胡僧，那些推销狗皮膏药的方士，还能骗谁去？这也是时下文学界经常被几个故作高深的假洋鬼子，唬得一愣一愣的原因。这也不稀奇，自有人类，就有骗子，正如盖了房子，人住进去，必然会有耗子、蟑螂一样，是不受时间控制和空间影响，是防不胜防的。
唐朝的不死药，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魏晋时文人服用的五石散；一是域外传进中土的炼丹术。有一位名叫高罗佩的荷兰人，在他的专著《房内考》中，认为有关长生不老之术，永寿不死之药，无论在印度的，还是中国的古老性文化里面，都是作为与房中术（sexology）相关连的一门学问。
但无论什么事情，一落到中国的犬儒主义者手里，就常常学招变样，偷换概念，形同实异，荒腔走板。狸猫换太子，化严肃为粗鄙；挂羊头卖狗r，认真求实被油腔滑调代替。《淮南子》曾云“橘逾淮为枳”，而被他们捣弄折腾以后，过了淮水，橘就变为驴粪蛋，为屎蜣螂，令人啼笑皆非。
因此，在李唐王朝，别看成了一个不死药的泛滥成灾的世界，其实，更是一帮骗子兴风作浪、得其所哉的世界。尼采说过，上帝要你灭亡，先让你疯狂。唐朝人攀死吃河豚地服不死药，为之命丧黄泉者，不知几许？其中包括帝王，包括诗人，但没有一个清醒的人站出来喝止这种狂热，一直到唐亡以后，不死药才在中国基本绝迹。
这就是说，人要是愚执不悟到底，必然出现蛮可怕的精神症状。就看神勇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时，坚信刀枪不入，一排排走向死亡的誓不回头；就看“文革”期间那班造反派和红卫兵，在武斗中打红了眼的视死如归；就看近些年来，这个功或那个功的信众，念经除病，坐地升天，吞符作法，顶礼膜拜的死不改悔，便可领教了。一千年前唐朝人，对不死药的虔信不疑，坚定不二，死也要吃，吃死不悔的铁定了心，你能说些什么呢？
唐朝的不死药（2）
唐太宗都吃的呀！武则天都吃的呀！据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说，“惟武后时，张昌宗兄弟，亦曾为之合丹药，萧至忠谓其有功于圣体，则武后之饵药之可知。然寿至八十一，岂女体本y，可服燥烈之药，男体则以火助火，必至水竭而身槁耶？”不知道这种女宜服男不可服的说法，是否具有某种科学道理？但唐王朝最杰出的这两位男女，都在为他们的子民率先垂范，起到推广宣传的作用，能不教全体公民追随、步其后尘么？
所以，唐朝的不死药，几乎成为全民参与的群众运动。
在服药而死的人当中，最令人喷饭的，莫过于在代宗朝，曾为怀泽潞观察使留后，在德宗朝，曾为检校工部尚书的李抱真了。他大概可以算得上唐代服不死药而死的最为典型的人物了。
李抱真到了晚年，“好方士，以冀长生”。一个名叫孙季长的江湖骗子，投其所好，登门兜售其不死之药。说，只要服了他炼出来的金丹，短期内可以祛病延年，久服后必然成仙升天。这等绝顶的荒唐，李抱真竟被蛊惑得深信不疑。遂邀他入幕为宾，礼敬备至。给他发高薪，配助手，还拨出大批银两，供他建炉烧丹。结果弄得满院子烟熏火燎，云缠雾绕，以致居宅所在街坊，笼罩在一片乌焦难闻的气味之中，路人皆掩鼻疾走，不敢停留。
李抱真却兴奋之极，因为，对他而言，不死已不是问题，而是要得道成仙，指日升天，与大家要再见的事情了。见到同僚平辈，部属下司，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来不及地珍重道别，因为很快就要大功告成了：“此丹秦皇、汉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复偶公辈矣。”那意思是，他要先行一步，再也见不到诸位了。
据《旧唐书》，此人先后一共“服丹二万丸，腹坚不食”，最后，服到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服到如同死鱼缺氧一样直翻白眼。至此，“不知人者数日矣！”全家束手无策，只好准备办后事。有一个道士叫牛d玄者，出了一个恶招，死马权当活马医，“以猪肪、谷漆下之。”猪肪者，即猪油，谷漆者，即泻药，经灌肠润滑，加之浚泻药物，积痞排泄出去，才算缓过气来，睁开眼睛，略晓人事。
但那个江湖骗子却跑来对他说，眼看成功在望，翩然飞升，大人你怎么能半途而废呢？这个白痴，想想在理，怪罪家人救活了他，反而更为增加药量。结果，“益服三千丸，顷之卒。”这回，真是神仙也救不活了。
人，怎么能不死呢？不过早晚而已，可一根筋到底，坚信服了不死药就会不死，你对这等傻b，只有敬谢不敏。但是，一个人，两个人，这样疯疯癫癫，只不过是饭后茶余的新闻。可在唐朝，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内，整个社会，都这样疯疯癫癫，以致成为时尚，时髦，流行，新潮，那可就当真是病态，当真成问题了。
风气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对社会而言，风气一旦形成，会产生正面效应，也会出现负面效果。好的风气所至，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坏的风气所至，如污泥浊水，不堪收拾。一般来说，良好的风气；向上的风气；循循善诱，使人心理健康的风气；洁净自好，懂得礼义廉耻的风气，都是腿短的，很难推广，更难实行。相反，浮躁的风气；邪恶的风气；推波助澜，制造盲动混乱的风气；薄幸谗险，绝不与人为善的风气，总是不胫而走。只要蛊惑起来，煽动起来，前面有人带头，后边一定就有起哄架秧者流，接着，像滚雪球似的，一股奈何不得，邪乎得厉害，足以裹挟一切的力量，有时真会搅得天下不宁，日月无光。
说起唐朝的不死药，领风气之先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李世民啊！
这透得有点滑稽，一位英主，一位明主，一位封建社会中称得上为样板的帝王，他知道服药不对，求仙不对，他当然更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过是死得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的分别而已。这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却选择了比鸿毛还轻的让人笑话他，蔑视他，看不起他的死法。服那位名叫“那罗迩娑寐”，或“那罗迩婆娑”的，来自印度尼西亚婆罗门群岛的南洋高僧，所炼成的金丹，而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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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不死药（3）
旧时的历史学家，编撰正史的史官们，哪敢如此直书乾陵毒毙的死因，那是大不敬呀！要知道，皇帝永远是对的，这是绝对真理。即使陛下错了，也是错得伟大光荣，错得英明正确的。可要是只字不提吧，为史官者，又觉得憋闷，又觉得对不住历史。
于是，《旧唐书》的作者，含着骨头露着r，在《太宗纪》里不痛不痒地说了一句，“贞观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罗迩娑寐依于金飚门，造延年之药。”在《郝处俊传》里拐弯抹角地又说了一句，“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胡人有异术，征求灵草异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时议者归罪于胡人，将申显戮，又恐取笑狄夷，法遂不行。”在《宪宗纪》里额外补充地说了一句，“李藩亦谓宪宗曰，文皇帝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这样，总算让我们在这位大人物头顶上闪亮炫目的光环里，看到一个其实也并不怎么样的晦暗缺口。
也许上帝不给人百分之百，也许我们不该求全责备，也许，瑕不掩瑜，这是一个手指头与九个手指头的关系。还是尽善尽美的天可汗，还是永垂青史的贞观之治，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要听他公元628年（贞观二年），在御前会议上的一次极其冠冕堂皇的训话，与他本人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你就会觉得他的伪善，表演得不免太过分了。他说：
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与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唐？吴兢《贞观政要》）
若以这些记录在案的话，你不能不承认李世民，具有相当程度的唯物主义观点和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进步思想。还颇有一点反权威的精神，敢于对秦始皇、汉武帝发难。可据《资治通鉴》，这位陛下，却是一直没有断了服种种延年益寿，壮体强身的不死药。
开府仪同三司高士廉，崩。上（李世民）将往哭之。房玄龄以上疾新愈，固谏，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旧姻戚，岂得闻其丧不往哭乎？”帅左右自兴安门出。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辍哭，迎谏于马首曰：“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上不听，无忌中道伏卧，流涕固谏，上乃还入东苑。
看房玄龄和长孙无忌两位臣下的坚定态度，这种因服药而有所禁忌的干预，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而且，还由此判断，唐太宗服的药，是中国古方，当为发轫于汉，滥觞于魏晋，至南北朝，至隋而泛滥，至唐代便大行其道的“五石散”。
读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们知道，服了这种药以后，痛苦难耐，非常人所能忍受。因其所含药物成分，《抱朴子》为丹砂、白石英、紫石英、雄黄、白矾、曾青、磁石；《诸病源候论》为石钟r、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尽管自魏至唐，其配伍方剂，至少不下十余种，莫衷一是，但都离不了以上所列硫化物及矿石等燥热上亢类药。所以服药以后，要行散，要挥发，要冷食，要静息，纯系自虐，不得安宁，否则，药性散发不出，就会出大问题，这才使得长孙无忌，敢抱住唐太宗的坐骑，要陛下回宫将养。
既然服药如受罪，为什么还自讨苦吃？因为，在古籍《神农本草经》中，这些药石被视为“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传统医学书籍中，更认为具有壮阳及治疗阳痿的功效。所以，古人服用“五石散”，实际上是看重其所能起到的“伟哥”作用。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的说法，也证明了当时人服药风气所为何来。
而据荷兰人高罗佩的研究，在其《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一文中，性行为和延长生命力的依存关系，这两种古老文化是相互影响着的。对李世民来说，当然中西合璧，各取其长。一方面，魏晋时何晏、王衍的“五石散”及其衍生产品，得以再度弘扬；一方面，胡僧那罗迩娑寐、卢伽阿逸多的金丹，得以成气候而光大，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不死药，本土的也好，进口的也好，不但起到长生不老的作用，还能具有壮阳固本的作用，这正是李世民对付三宫六院所求之不得的。
唐朝的不死药（4）
唐太宗的后宫里，有多少佳丽，已不知其详，但其建制，肯定要较他为秦王时，大大扩编。然而，这好像还不能满足他的性需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太宗杀弟元吉，即以元吉妻为妃。”玄武门之变后，他很快将他的弟媳，那位漂亮的小杨妃，纳入他的后宫，宠爱有加。显然他早就垂涎这位婀娜多姿的原教坊的舞伎，很快生了一个儿子李明，封曹王，倘不是受到阻拦，甚至要立她为皇后呢！
同是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载：“庐江王瑗以反诛，而其姬又入侍左右。”庐江王李瑗系李渊兄之子，因从李建成谋反伏诛，他马上将李瑗身边最美丽的侍姬，收之内廷，归为己有。一次，还向黄门侍郎王珪炫耀，问他知道这个美人是谁？“李瑗杀其夫而纳之。”下面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如今我杀了李瑗，她复又归之于朕。王硅能对这位好色的帝王说什么呢？
而据《资治通鉴》载：“故荆州都督武士彟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看来，他对于女人，是采取多多益善的政策。结果这个才人，在后宫三千粉黛中，并不能时常受到宠幸，她就瞟上了他的儿子李治，后来成为他的老婆。所以，民间遂有“脏唐臭汉”甚为不雅的负面评价，应该是和这些宫廷秽闻分不开的。
从这位具有胡人血统的李世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原始民族的性习惯、性观点看，仍保留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述及的早期社会形态的“普那路亚婚”和“劫掠婚”的野蛮性风俗，大概不错。因此，他特别不在意，不在乎中原地区的家族辈次、姻亲血缘的伦常。这种l伦行为，他是不以为意的。所以，他活了五十岁，以如此短促的生命周期，却高频率地生育出十四位皇子，二十一位公主，若夭殇计算在内，当更多一些。
所以，他声讨秦皇汉武求仙长生的同时，半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地求助于不死药。
看来，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所批评过的马列主义施之于别人，自由主义行之于自己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今天才有、过去绝无的事情。在唐代，雄才大略如李世民者，一面唱高调，大批判，一面犯糊涂，做蠢事，说一套，做一套，最终死于饵食丹药上。而且，他开了这个头以后，他的继承人，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帝，几占唐朝二十二帝的四分之一，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他的这条饵药致死之路。
由于求不死而死，由于饵药石而亡，几乎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高祖朝的杜伏威，瓦岗寨式的枭雄，“好神仙术，饵云母被毒暴卒”；肃、代宗朝的李泌，一个聪明透顶的政客，因“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宪宗朝的李道古，一个方士掮客，逢人推销不死之药，他自己也“终以服药，呕血而卒”。（《旧唐书》）
作为整个社会中最不安生的一群，最敏感，最激情，最冲动的一群，文人怎么不为风气所动，怎么能自外于这个大潮流呢？公元八四○年（文宗开成五年），白居易写过一首《戒药诗》，既描写上层人士求不死的痴迷狂热，也反映了那时文人热衷此道的趋之若鹜：
暮齿又贪生，服食求不死。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y骘间，亦恐无此理。城中有真道，所说不如此。后身如身存，吾闻诸老氏。
白香山的这首《戒药诗》，别看他站得很高，想得很开，说得漂亮，唱得好听，其实诗人本人，也是服食不死药的坚定分子。公元八三七年（开成二年），老先生的一首《烧药不成命酒独醉》五律，就是诗人的不打自招了。实际上，他和李抱真、杜伏威、李道古、李泌一样，也曾经在自家院子里炼丹熬药的，不过规模要小一点罢了。如果说大臣们是工厂化生产，诗人们就是小作坊作业，而且因为烧丹不成，诗人很感郁闷，只好靠家乡的河东桑落酒，给自己增加一点残剩之爱，一点败破之情，和坚壮不起的一点阳刚之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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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不死药（5）
老文人的可怜挣扎啊！这些年来，一些文章过气，风流已逝，岁月不再，齿豁脸皱的老前辈，老名流，老领导，老作家，看红颜别抱，忍欢场冷落，那一对酸出醋汁来的昏花老眼里，流露出相当难熬的痛苦光景。可文人，只要上了文坛这辆公共汽车，就是到站了，也不肯下车，还努力朝齿白唇红、胸丰臀满的美女作家那边凑过去。白居易的诗，就是这种心态了。
白发逢秋短，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赖有杯中渌，能为面上红。少年心不远，只在半酣中。
宋人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提到白乐天，揭了老诗人的一点底。说他“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大深，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白居易自分司洛阳以后，在履道里定居下来，为了自娱自乐，府邸里还设了一个私家歌舞伎班。叶梦得提到的这两位漂亮小女子，一位叫小蛮的，善歌，一位叫樊素的，善舞，既是班中主要演员，更是老先生晚年的钟爱。
我想，诗人比不上唐太宗，可以延请外来的和尚炼丹，只好自己点火添柴，配药加料，察看火候，围炉巡视，为这些歌舞班里的红粉知己，老先生也必须要造药，要服药，以便贴身呵护，老树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