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市领导们一进入到我县境内就要看到改革开放的崭新面貌。”

吴成业说：“你这不是形式主义是什么？农村真的到了那一步了吗？这种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都是假大空那一套，如果每个老百姓都看透了共产党的干部搞形式主义搞花架子搞弄虚作假，他们还能相信你真的为老百姓办实事吗？”

黄以恒很平静地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形象工程不等于是花架子，而是对客人的尊重和对自己发展的信心，如果你将合安县搞得又脏又乱苍蝇横飞屎n遍地，是真实了，是显得很可怜了，是值得人同情了，外商和投资者可能会怜悯你，会给你送一些破棉袄旧鞋子，甚至还会捐一点钱让你买粮吃，但外商绝不会到这个破地方来投资的。你说是不是？你家里来客人总不会连马桶还放在屋里吧，美国政府接待中国首脑的时候，也要在白宫南草坪搞三军仪仗队、奏国歌升国旗吧，你能说这是搞形式主义搞花架子？”

吴成业还真辩不过黄以恒，他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对付他就接着说：“十八公里的两层小楼，钱呢？农民收入只有五六百元一年，一幢小楼少说得一两万，到哪儿去偷钱去？”

黄以恒以他一惯的举重若轻的语气说：“县里补一点，农民拿一点，银行贷一点，用三条腿走路，你看如何。现在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没有钱找我，拿不出图纸来就找你。套型由你定，尤其要强调厕所的位置和设计，厕所干净整洁和保证用上井水是新农村文明的标志。”

吴成业说：“我反对你这种形式主义，但我决定这次执行你的指示。”

黄以恒说：“我们的钱很紧，要体现实用和美观相统一，你可不能按资本家的公寓设计哟！”

吴成业说当然不能再犯县城中心广场上的雕塑错误了。县城中心广场刚刚竖起了一座三十六米高的不锈钢雕塑，花掉了近八十万元钱，还是专门从上海找专家设计的，吴成业认为设计得很好，三个抽象的女性托起一轮太阳，长发在风中飘扬，微仰的头颅眺望远方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可县城的老百姓不买帐，他们在雕塑落成的第二天就编出一句打油诗：

合安领导瞎d干

造个雕塑八十万

三个女人托个蛋

要多难看多难看

这四句顺口溜传到了黄以恒的耳朵里，他在晚上散步的时候又去看了看，确实有点难看，太阳白森森的，是像个蛋，三个女性面部生硬而含糊，眼睛鼻子都看不清。也难怪老百姓不满意，这雕塑家搞那么抽象干什么，存心是让人看不懂。所以他内心里也很不安，这次决定请吴成业出马设计新农村别墅，最起码可以省设计费，而且有话还好商量，今天以开玩笑作为他们见面的开场白，效果确实不错。

然而，吴成业拿出来的设计方案让他很不满意。

吴成业设计的农民新村两层小楼总共设计了六种套型，不是供选择的，而是六种套型间隔使用，造成一种参差不齐和错落有致的变化，黄以恒听了介绍后说：“你又给我来狗牙交错了，这十八公里农民新村就像一支迎接客人的仪仗队，要整齐统一，这是县长办公会上定下来的，如果这个歪戴帽子那个跷着二郎腿，这还像队伍吗？顶多是一支打了败仗的游兵散勇。”

吴成业说：“十八公里清一色麻将一样，没听说过。而且不符合基本的美学观点，建十八公里的房子，不对称的和谐是最起码的要求。”

黄以恒说：“你给我上美学课了，我听不懂。你不仅没按照县里的要求设计，而最大的问题是你将每户的水井都设计到楼的后面了，这样车辆经过这一路段时，就看到我们还没有吃上井水，而且改建的厕所也设计到了屋后，车辆经过时根本就看不到厕所。”

吴成业有些沉不住气了：“你这水井和厕所究竟是给老百姓用的，还是让领导们看的？你这不是花架子是什么？”

黄以恒说：“你不要吵好不好？我们的建设方针除了体现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成就外，还要把农民别墅建成一支展示合安改革开放成就的迎宾仪仗队，建成一个改水改厕走在全省最前面的样板和示范，所以我事前一再跟你讲要从设计中体现出改厕的巨大变化。”

吴成业说：“任何人都不会把厕所和水井作为设计的目的，作为一个设计者所能做的只是如何突出房屋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如何让人们感觉不到厕所和水井的存在。”

黄以恒说：“你是专业权威，我们当然要听你的，但当专业和政治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说政治服从专业呢，还是专业服从政治呢？”

吴成业说：“按文革的观点来看，一切为政治服务，林彪就曾提出过不能用军事代替政治。那么我倒要请教你，现在是政治挂帅呢，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黄以恒心里暗暗叫苦，这个老反革命确实不是好对付的，于是他就岔开这个无聊的争执，说：“小平同志讲了，办实事，不争论。所以我想请你能不能修改一下设计方案，筛选出一种最好的套型作为统一的建设标准，另外就是要将水井和改进的卫生厕所位置移到楼的前面来，要让来合安的客人们都能看到。”

吴成业笑了起来：“将厕所放在楼前面？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如此漂亮的楼房设计。”

黄以恒说：“当然不能放在屋里，毕竟没有自来水冲，只能用井水冲，井放在楼前不难看，但厕所放在前面也肯定不雅观，我们之所以请你这个专家，就是要让来合安的客人们既看到了厕所，又感觉不出是厕所，这关键就是要靠你发挥专长了。”

吴成业说：“那么就请你另请高明吧。我是坚决不会这么做的，厕所放在家门前，夏天东南风一吹，家里全是厕所的味道，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县领导们是怎么想的？你们出风头，连厕所也要当演员。我不干！”

12

吴成业扭头就走了，他是那种说得出来就能做得出来的人。黄以恒最终没能让吴成业帮上忙，他让宣中阳代表他去跟吴成业又谈过两次，希望他能改一改图纸，找外地专家设计还得多花好几万。吴成业说：“在钱和政治之间，钱必须要服从政治。黄以恒在乎钱就不会搞这个花架子工程了，现在许多农民都说没钱，要盖就让县里掏钱。我看他怎么办。”宣中阳也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了，他对黄以恒说：“这个吴成业也许适合到地震局当局长。”黄以恒坐在那里，没有说话。那天他正在患感冒，他靠在椅子上想了好半天，终于意识到感冒并不是外部的风寒所致，主要是自己身体内部出了问题，内部出的问题才是病灾的根本原因，后来他又发觉这个结论实际上没什么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早就讲过，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

郑天良从北京回来后，那种感觉也就是成语中所说的“满面春风”，他见人就散一支“中南海”香烟，他本想给黄以恒一包“中南海”，但觉得那样做未免有点讨好和感激的嫌疑，所以他就忍住了，只是在黄以恒刚抽完一支的时候，又递上去一支。郑天良有一种被接受洗礼后的澄明和清澈，他向黄以恒说起了中央领导跟他们在一起照相的时的情景，许多人为了能抢到跟中央首长最近的位置，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拥挤，郑天良说他就站在最后一排，他将照片拿出来给黄以恒看，黄以恒看到郑天良站在后面只露出一颗脑袋，仅有一粒黄豆那么大。黄以恒说：“不管怎么说，你总算是跟中央领导留过影的人了，这是你的自豪，也是我们全县党员的骄傲。”郑天良也不怎么谦虚了：“我虽然做的还不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从来都是把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当作是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一面镜子，时刻反省自己是不是以个人利益为重了。”黄以恒说：“这一点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所以我的提议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就是你的威望之所在，就连跟你争吵的田来有都没有表示异议。噢，我还要告诉你一声，这半个月你不在家，我们已经将省建行的钱又争取过来了，梁书记可是出了大力了，那天在省城跟刘行长都喝得夜里在旅馆里吐血了。所以钱的问题你也就不用担心了。这半个多月出去也够辛苦的了，先休息两天，洗洗澡，换换衣服，调整好了以后，再来上班。”

郑天良说要立即投入工作，黄以恒说在家陪陪嫂子吧。郑天良说老夫老妻的了有什么好陪的。黄以恒说就这样吧，说着就被宣中阳喊去参加电子元件厂的奠基去了。

郑天良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让他休息几天，这可是从来没有过先例，县里的七品官们还没那么娇贵，还有就是电子元件厂奠基，他这个分管工业和负责工业区的副县长为什么不去。他有些糊涂了。

两天后，黄以恒将郑天良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天很冷，黄以恒让县委办公室的小林又拎了一个煤炉来取暖。等他们点上烟，泡上茶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很暖和了。黄以恒这次先给郑天良递上烟，他说：“有一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很难办，我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市里盯得紧，我想也许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解围了。”

郑天良说：“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吧，再说你是一把手，你可以直接指示我去做什么事，也不存在什么帮忙解围。除非你是私事。”

黄以恒诚恳地说：“说起来我们现在是上下级，但论年龄你是我兄长，论能力你比我强，论资格你也是我的老上级，有些很困难的事我还真不好以组织的名义向你提出来，但我想来想去，这件事还是得向你开口。”

郑天良有些耐不住性子了：“有话你就直说吗，我能做的事还有什么推托的，这点组织原则还是有的，更何况我还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嘛！”

黄以恒说：“你老兄能有这个姿态，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县作为全省的改革试点县，争来也是不容易，老书记梁书记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试点县压力太大，我前天洗头的时候，发现头发居然掉了不少，你看头顶已经剩不了几根了，还不到四十就这样了，五十岁一过真不用洗头了。当然了，试点县也有许多政策上的优惠，贷款上的优惠，专项资金上的优先划拨，这都是其他县想争也争不来的。老书记对我们年轻干部的希望很高，他想把自己没有实现的一些宏伟理想通过我们这些年轻干部来实现，所以要求也很高，总是说要给我们压担子。我们都是老书记发现和培养的，所以对他老人家提出的一些建议是没有理由不执行的。关于在三省交界的王桥集建经济实验区的事，上半年我就采取了拖的态度，但老人家最近追得很紧，批评我执行不力，并要求我们县在年底前就要搭好架子，筹备组人员全部到王桥集报到，一期建农贸市场批零中心的五百万年底前一定要到位，其中省里拨二百万，市里一百万，县里拿二百万，二期明年下半年建小商品城，投资两千万，也是三家出钱。试验区是副县级建制，要派一个能力强，懂农业和商业的年轻干部去担任试验区管委会主任，这个人选可把我愁坏了。我想来想去，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因为那里的工作难度太大，一条小街，经济也不是发达，没有人能在那里干出名堂来，全县找不到能打开新局面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干部来，说老实话，甩手当官容易，真要是干实事，开拓出新的事业来，根本就不容易，这一点我们两人是最清楚的。现在想要去的人很多，但我能答应吗，能放心吗？那里干垮掉了，我怎么向老书记交差，怎么向全县三十八万人民交待。所以这一段时间来，我简直是彻夜不眠，想来想去，只有你去最合适，只有你能为我解这个围，只有你能在那里干出事业来。所以说，今天我找你谈这件事，既是代表组织，也是代表我个人，因为如果找不出合适人选来，我这个一把手就是无能。”

郑天良被黄以恒的诚恳打动了，他说：“我当有多大的事，实验区我去干不就行了，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我是没有理由讨价还价的。还有哪些具体要求，你就直说吧，我很快就可以把班子搭起来开展工作。”

黄以恒用一种感动的目光看着郑天良，他真想跟他握一下手，但他还是忍住了冲动，他说：“我以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感谢，以组织的名义保证给予你全力的支持。合安县综合经济实验区是副县级建制，这是市里明确过的，你去了后的职务是县委常委、副县长兼实验区管委会主任，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我的考虑是，进入常委后便于你开展工作，保留副县长我也是有想法的，也就是说你老兄什么时候觉得不想干了，随时可以回来，给你留一个实职的位子，不能让你回来一脚踏空。车辆配备一部新桑塔纳和一辆三菱面包车，虽说离县城三十五公里，但开车回来也只要半个小时，嫂子去工作也行，留在县城也行。总之，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三年后实现亿元交易额，这样我们‘五个亿元乡镇’就可以很快增加一个，你的担子绝不轻松。”

郑天良非常简单地看待这次人事安排，所以答应得非常爽快，他觉得自己可以独挡一面地大干一场了。

而当郑天良去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上任后，县城里政界的人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想到，黄书记不动声色地就将‘五八十’工程的钉子给拔掉了。”

黄以恒的谈话在许多年后被郑天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到实验区是组织安排，刚刚当选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应该是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的。二是戴高帽子给足面子，将郑天良打扮成一个除了他实验区就地球不转了的唯一人选。三是激将法，这个工作不好干，是全县没有任何人能胜任的，所以你去上任就是全县唯一能干的人材。四是以情感人，以情动人，安排好位子，还进入常委，随时都可以回来，县里还留着位子，可进可退，进出自由。但一当你上任了，实际上也就骑虎难下了，对于郑天良这样的人，好进不好退，干好了是县里的支持，干不好就是你的无能，回来也只能是灰溜溜的。五就是通过这些明升暗降、表面重用实际是弃用的方式将影响着“五八十”工程顺利进行的保守僵化不适应时代潮流的绊脚石搬开。

上任的那天，王桥集还举行了隆重的实验区挂牌仪式，市委梁书记、县委黄书记及五大班子全体成员全都到场，省市县电视台摄像机反复转动着，将一张张光辉灿烂的脸留在了胶片上。

仪式结束后，黄以恒对郑天良说：“今后由我的司机沈一飞负责为你开车。”

郑天良说：“怎么好意思用你的司机呢，我重新配一个司机。”郑天良不喜欢沈一飞。

黄以恒说：“沈一飞技术好，我就忍痛割爱一回吧，要让他充分保证你的安全。”

这时，大家招呼上车了，所有领导和来宾们都跟郑天良握手道别，几辆大面包车在滚滚尘烟中疾驰而去，当郑天良孤独地站在路边向面包车挥手告别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远离了合安县的政治核心了，实验区的牌子临时挂在乡政府牌子旁边，有点寄人篱下，更像一个不合法的伪政府一样被悬挂在冬天的风中。

郑天良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他似乎意识到了一点什么。但这时候，过年的日子已经临近了，小镇上到处都是杀猪宰羊的声音，鞭炮声断断续续地响起，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香味。安排好了单人宿舍，支好了取暖的煤炉，他仿佛又回到了朝阳公社。

郑天良打电话让沈一飞来接他回家过年，一切只有等年后再说了。

县城里五条商贸大道一起修，拆迁工程庞大，百分之四十的老城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成为废墟，站在县政府办公楼里向下看，整个县城像被刚刚轰炸过一样呈现出一派劫后余生的荒凉，砍倒的树歪在碎砖断瓦中，干枯的枝叉在寒冷的空气中流露出死不瞑目的绝望。黄以恒对郑天良说，“毛主席讲过不破不立，我们正在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数千老百姓在帐篷里度过了除夕，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新年的鞭炮声中。

各个乡镇舞龙、舞狮的队伍都来了，锣鼓队、高跷队还有一些花灯在县城的废墟上经过。他们盲目乐观的情绪感染着每一个市民，市民们在这些队伍经过时就自发地燃起了鞭炮，县政府大楼顶上的高音喇叭里整天播放着《亚洲雄风》的歌曲，这一年北京要举行亚运会，县城里的人被歌声鼓舞着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