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省港罢工的工人也好，广州各业的工人也好，他们的合法权利总是应该保障的。——国民党当局是做得过分了一点。”
周榕正在踌躇，没有马上回答。周炳却忍不住说道：
“姐夫，听你的口气，好像你不是一个国民党员，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你都不负一点责任似的！”
陈文雄瞅了他一眼，说：“这事儿说起来也好笑。我进党只不过是挂个名儿应酬应酬。实际上，有那些达官贵人，也轮不到我说话。”
何守仁也相帮着说：“谁不是一样？我也是挂个名儿应酬应酬。要是真想做点事儿，我宁可参加共产党！”
周榕听见他这样说，也笑道：“参加共产党也不是好玩儿的。你们看我大哥！在你们的地位说来，犯不着冒那样大的危险。”
何守仁看见已经谈到这里，就索性单刀直入地揭开说道：“其实什么党不党，派不派，我看都是暂时的。只有崇高的友谊才是永久的！你们看，我现在变成友谊至上主义者了。照我想，你们在一边，我们在一边，这样反而更加证明友谊可以突破政治的界限。不论什么时候，咱们都应该互相提携，永远互相提携。——没事的时候互相援引一下，有事的时候互相通个声气，将来中国要是当真富强起来，不论哪一党执政，都有咱们自己的人，这岂不好？所以，友谊是崇高的，伟大的，永生的！这一点，咱们都曾经发过誓，有苍天可鉴，有墨迹为凭，有证人可对的！”
陈文雄没想到他竟扯得这么远，不觉脸都红了。他用力拉松了自己的领带，挣扎着接上去道：“守仁之言极是！守仁之言极是！按这么办才对！”本来很会说话的人，这时候竟说不出更多的话来。
他们这些话在周榕的心里勾起无边的往事来，使他觉着一阵头晕。他用手扶着头，嘴里结结巴巴地说：“你们的盛情是可感的，动机是无可非议的。——唉，今天晚上酒多了。但是那种做法，在古代政治里容或有之，在现代的政治活动里是少见的。唉，今天晚上酒多了。”
周炳越听越生气。到了实在忍耐不住，就离开酒席，直挺挺地站起来说：“要是大家原谅我卤莽的话……我实在不懂：工人们正在和军阀，和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你们却抽了工人们的后腿。眼看着帝国主义就要屈服了，你们却破坏了罢工，破坏了工人的团结，叫全体省港罢工的工人都摔了一交，而你们当了官儿，当了买办，这是谋中国富强之道么？我更加不懂：区桃表姐死在帝国主义者手里，你们见死不救；文娣表姐和我二哥感情破裂了，你们不但坐视不理，并且趁火打劫。这难道又是友谊、提携之道么？按这么说，你们都已经拿起刀子砍到我们头上，我们彼此之间，变成敌人倒有余，怎么今天晚上倒谈起友谊来呢？难道交朋友是这样交法的么？这我就最、最不懂，简直像古语说的‘大惑不解’了！我们在这里尽管胡扯干什么呢？”
陈文雄听了，搭讪着说：“骂得好，骂得痛快！”
何守仁的脸皮十分难看地痉挛着，低声解嘲道：“演得多好，演得多好！只有在《雨过天青》里，才有这么激动的场面呢！”
周炳非常严肃地说：“我讲的都是真话，没有半个字虚假。——就是在演《雨过天青》的时候，我也没有说过半个字假话。”
周榕觉着场面不好处，就替他们解围道：“阿炳有这么一股子劲，这是你们从他小时候起就已经熟知的了！他理解这个社会，就是一条直线。他不知道从地主、官僚、买办的家庭里出身的人，如果背叛了他本阶级的利益，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革命家！”
何守仁立刻接上说：“对，自古走直道的人，都是正人君子。我们是谈不上的。我们顾忌诸多，有时为势所，竟连清高都做不到呢！”
陈文雄已经恢复了他的绅士风度，有板有眼地说：“虽说我们都为世俗所累，都有难言之隐，甚至躲避不了天下后世的清议，但是：说真的，我却深深喜爱阿炳说话的那种青年腔调，——风格高极了！”
一场不愉快的宴会就这样结束。第二天晚上，陈家留下了使妈阿发，何家留下了使妈阿笑、丫头胡杏几个人看门，其余两边全家的人都搬到香港去了。
红光闪闪
十二月八日的晚上，在德昌铸造厂的那个工人自救队的小队，开了一个极不平常的会议。开会之前，每人发了一本《红旗》，一本《广州工人》，中队附兼小队长孟才师傅首先捧着那本《红旗》，把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发出的号召武装起义的宣言，低声地、慢慢地读了一遍。接着，就宣布工人自救队已经和手车工人的“剑仔队”、“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等等合并改编为统一领导的“广州工人赤卫队”，他们这个小队正式命名为“广州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中队第一百三十小队”，麦荣仍然是中队长，孟才仍然是中队附兼小队长。最后就传达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十二月十三日举行武装起义。大家听了这最后的一项决议，都呜哇的一声叫唤起来，跟着你推我打，闹了一阵子，才静下来，开始讨论。在讨论当中，一个个都磨拳擦掌，表示信心和决心，坚决拥护武装起义。这在他们这里，是最长的一次会议，足足开了两个钟头。但是散会之后，孟才三番五次，催大家去睡，大家只是不散，还在那里继续聊着，越聊越有兴头。身体又矮又圆的手车工人谭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中年人，非常喜欢开玩笑。他看见周炳的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既像惊疑，又像喜悦；既像担忧，又像羞怯；怕他信心不强，就开玩笑道：“周炳，你平时整天嚷着要革命，这回就好好地革吧！”周炳低声说：“当然，我一定好好干。等我拿起了枪，你瞧吧！”经常像父兄对子侄一样看待周炳的孟才师傅也坐了下来，说：“青年人碰到这么大的事情总不免要怯场的。不要紧，你只管跟着我们干，像你刚到工厂来的时候一样，慢慢地胆子就大了。我看过你做戏。你是一个好演员。好演员都不怯场的。是不是？你现在当一个革命战士，就应该像当一个好演员一样！”提到演员两个字，当真打中了周炳的心。他感激地微笑着，又用手捂住自己的胸膛辩解道：
“我的心跳得很厉害。——可是，我不害怕，也不怯场！”
身体魁梧，比周炳还要高半个头，还要粗壮许多的海员李恩伸出他的葵扇般的大手，粗里粗气地说：“那么，你参加革命，第一是为了什么？”周炳坦然地回答道：
“我？——为了报仇！”
经常给周炳送信的那个冼大妈的堂侄儿冼鉴正坐在他对面。这冼鉴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对什么事情都爱寻根问底，绰号叫“研究家”。当时他放下那本《红旗》，带着一种考问的神气说：“周炳，难道光为了报仇么？不为将来那个美好的共产主义么？”周炳不停点头道：
“对。也为那个美好的将来。不过我想报仇想得要多些。
我觉着报了仇，什么都会好起来的！“
他说了之后，大家一时也没有再做声。过了一会儿，他又提出一个问题道：“既然要改造这个万恶的社会，为什么不多找几个人？从前，我有些小学里和中学里的同学，他们都不太可靠，不找这些。但是有些另外的人，他们可完全不一样。他们都在打铁铺里，手车修理店里，裁缝铺子里，糕饼作坊里，皮鞋作坊里，印刷工厂里，清道班里。他们跟咱们是一模一样的人，好不好去找他们？”孟才师傅说：“现在不忙。现在一切都是绝对秘密的。告诉你吧，我们这里除了你之外，都是党员。党让你参加讨论和布置，是表示党对你的信任。其他的人，以后再找不迟。”周炳听着，那漂亮的圆脸上登时红了一大片，像涂了胭脂的一般。他想找几句话来扯臊，又想不到该说什么，后来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说出了那样一句话来：
“我二哥那边，如今不知道怎么样了？”
这句话把大家又逗得大笑起来。那又高又瘦的汽车司机冯斗一直半闭着眼睛，很少说话，好像他已经睡着了似的，这时候忽然用力睁开右边那一只眼睛，哈哈大笑道：“周炳，怎么你如今还住在家里么？什么哥哥妹妹的？咱们这里是一个组织。你哥哥也会有他的组织的。咱们还要那家庭关系做什么？”这几句话把周炳说得更加不好意思。大家都去睡了。他还是这里坐坐，那里站站，不愿上床睡觉。他觉着自己满心欢喜，总想笑，想说话，想叫喊，想发狂。他觉着自己的喉头上打横搁着一块什么东西，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似软非软，似硬非硬，怪不好受。一会儿，他觉着自己跟这些共产党员，才真是互相提携，为中国的富强而献身，——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何守仁这些人的盟誓不过是胡说八道。一会儿，他又觉着几天之后，中国就要富强了。到时候，不知道要出现怎样惊心动魄的伟大场面，全世界都要被这伟大场面吓得发昏。……他一点也不害怕，可是他止不住自己的心一个劲儿地跳，浑身的肌r也在跳，四肢都在发抖。……
好容易盼到十二月十日的黄昏，周炳一算，还得等三天，真把他急得不知怎样才好。他老在心里嘀咕着：“年年到了冬天，白天都是很短的，今年这白天就这么长！”吃过晚饭，他又将那支梭标头仔细打磨着。其实他那支梭标头已经打磨过千千万万次，早已打磨得银光闪闪，只要一镶上木杆子就能使用了。正在这个时候，孟才突然把大家召集拢来，宣布一个重大的消息。他使唤一种明朗、沉着的声调对大家道：“武装起义的时间提前了！明早三点半钟就动手——干！”
每一个人都欢呼起来。周炳悄悄加上说：
“伟大的时刻到来了！”
说着又用拐肘撞了冯斗一下，又对好开他的玩笑的谭槟做了一个鬼脸。所有的人立刻行动起来。十五分钟之后，他们整个小队就坐在那种叫做“横水渡”的小木船里，横过珠江，向长堤进发。凉风吹着周炳的头发和胸膛，他的眼睛望着那高耸入云的白云山，觉着天高地阔，遍体舒畅，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和白云山一般高大的巨人。他的嘴里喃喃自语地念着歌儿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跟着又说：“今天好热呀！”
手车工人谭槟鼻子里哼了一声，说：“秀才嘛，什么时候都要跩文的！”大家又亲密融洽地笑了一阵子。船靠了岸，他们沿着长堤走进一些窄小的街道。在这些小道里弯弯曲曲，拐过来、拐过去地走了二三十分钟，天刚黑，就走进了龙藏街的太丘书院。那里已经有一百多人先到了，有些人在就着微弱的灯光擦枪，有些人在逐个、逐个地检查手榴弹，有些人在点燃那盏搪瓷大罩的煤油灯，有些人在装修大捆、大捆的长矛梭标。走路是低声的，细碎的步子；说话是沙沙的，耳语的声音；表情是喜悦的，兴奋的神态。中队长麦荣已经先到，在等着他们了。他比任何时候都热情地和他们每个人握了手，带他们到宽敞的“过厅”的一个角落里，让他们坐在地上，动手装上自己的梭标。不久，他又抱了一大捧手榴弹过来，每个人发了五个。后来，人慢慢增加，很快就把一个过厅都坐满了。大家都严格遵守着纪律，不笑，不闹，不说话。空气显得非常严肃和紧张。周炳很快就把梭标装好，把手榴弹用一条粗麻绳捆在他那件蓝布夹袄外面，对着满屋子的人出神。孟才师傅在他耳朵边悄悄说：“把那些‘寿桃’解下来，歇一歇吧。时间还早呢，不重么？”他固执地摇摇头，继续呆望着过厅正中悬挂着的那盏搪瓷大罩煤油灯，和灯下面那张餐桌周围坐着的十几个人。不久，从外面进来一个年轻人，所有的人都活跃起来。他敏捷果断地布置了一些人去小北门取手榴弹，便和那些联队长、大队长在餐桌周围坐着开会。“研究家”冼鉴低声和周炳说：“看，他就是咱们赤卫队的总指挥周文雍，敌人非常怕他。”周炳看那个人，矮矮胖胖，年纪很轻，穿着一套半新旧的咖啡色的西装，头发没有梳，散乱地披在前额上。他在不断地抽烟，不断地说话，听不清他说些什么，但是从手势和听的人的神情看得出来，那些话一定是很准确，很有分量，很能说服人的。周炳对他发生了一种带着崇敬和信赖的好感。过了一个多钟头，去押运手榴弹的、一个叫做简发的中队长回来了。他低声向周文雍报告押运手榴弹失事的经过：他们正在小北门“大安”酒米铺子起运那两百个手榴弹，不知怎么突然来了几个亮着枪的警察，他和其中一个警察纠缠了一会儿，把那个警察撞倒，自己才逃了出来。他很生气，又拍手，又顿脚，又叹息，又粗暴地咒骂。周文雍只是很镇静地听着。后来他很迅速地处理了这件事，就和大家继续开会，布置武装起义的事情。
周炳悄悄问汽车司机冯斗：“你猜现在几点钟了？”
冯斗回答他：“不知道。不要心急，你先睡一会儿吧！”
这时候，过厅的会议结束了。说话的声音从餐桌向四面传播开来：“明天清晨三点三十分。听信号：三声炮响，开始行动！”周文雍走了，煤油灯扭暗了。人越来越多，好像有成千上万的样子。人虽然多，但是很寂静，连咳嗽的声音都没有。灯光暗淡，只见卷烟的火光到处闪亮。初升的月亮从天井s到过厅的屋檐上面来。大个子李恩在旁边伸了个懒腰，周炳听见他的筋骨历历作响。这时候，周炳一点睡意也没有，眼睛反而瞪得大大的，注视着天井上面那一小片平静的天空。他一只手抓住竖在地上的梭标，一只手按住腰间的手榴弹，心里什么念头也没有，平静得和天井那一小片天空一样。一点钟过去了，两点钟过去了，三点钟过去了，什么声音都没有。忽然之间，听到几声稀疏的枪声，像粗大的雨点落在屋瓦上一样。他耸起耳朵听，可是听不见炮声。又过了不久，沉重的炮声响了。一声，两声，三声……时间到了，十二月十一日三点三十分来到了，广州武装起义开始——一页新的历史翻开了！大家迅速地站立起来，一阵飒飒的声音像潮水似地淹没了整个大厅。随后，人们按照预定的部署，走出龙藏街，分南北两路向维新路公安局前进。第十中队的中队长麦荣因为有另外的任务，调到赤卫队总指挥部去了。中队附孟才指挥着这个中队。第一百三十小队编在南路的队伍里。刚开进维新路没多远，周炳就听到前面响起了步枪的声音。跟着，广州市的东北、东南、正北、西北、西南几个方向都响起了枪声和炮声，运输汽车也在惠爱路一带发出呜呜的声响。天空上这里闪一闪，那里亮一亮。喊声一起，赤卫队的一支驳壳枪和十几支步枪领着头，其余的人举起梭标和木g跟在后面，嘴里喊着：“杀呀！杀呀！打倒国民党！打到帝国主义！”向公安局门口冲上去。子弹吱吱地朝他们飞过来，有些人呻吟着，倒在地上。枪声像狂风暴雨一般响着，人们的喊声更加宏亮，硝磺的气味刺着人们的鼻孔，马路上的血y几乎使人们滑倒，但是人们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