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笑一阵，周榕正经说：“别再提她了。我们是阶级不同，不相为谋：分开了——后来又听说，她已经另外嫁人了。可是说到你们大家，我可没有一天忘记过。大哥在世的时候经常说，无产者和无产者才是亲戚，无产者和资本家只是敌人。我总不理会这句话。我跟陈家的事情就错在这个上头，没有听他的话。我总以为她是真心革命的，我总以为‘五四’精神会指引她前进，但是现在看起来，‘五四’精神并不可靠。真心革命的还是你们！”提起大哥，大家都觉着很难过，整个堂屋没有一点声音。这堂屋在白天是一个小小的纸盒工厂，附近人家有七八个妇女来做纸盒。如今到处都堆满了纸料，糊料，盆子和刷子。正在晾干的纸盒叠得像屋顶那么高，空气里面可以嗅到一股酸腐的浆粉气味。黄群沉着地，非常得体地说：“金哥有一种脾气，叫人永远不能忘记。他总是想着别人，不去想他自己。快三十岁了，还没置个家。可是一提起别人的事儿，他立刻就豁出命来！这样子，——你最好是在发愁的时候去找他。”她的话引起大家对周金的回忆。大家想起他的坚定，他的勇敢，他的强烈而显露的感情，他的矮胖的身躯，他的无穷无尽的长处。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有许多非常显著的特点，大家在他生前都没有看到。何锦成一声不响，只顾垂着脑袋听着，后来忽然抬起头，把桌子一拍，说：

“国民党杀死咱们许多人，咱们就坐在这里慢慢讨论！我看咱们拚他一阵算了！你给我一根枪，我至少结果他十个给咱看！”

说完，他就站起来，寻了一个玻璃瓶子，抓在手里走出去。一会儿，他打了一瓶白酒，买了一包卤猪肚回来。大家一面喝，一面谈。章虾和黄群不会喝酒，只喝茶。黄群的守寡母亲黄五婶也来凑热闹，吃了两片猪肚才走开。后来，他们又谈到南昌暴动和平江、浏阳暴动，谈到红军什么时候开讲广州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了。章虾带着非常虔敬的神气问道：“南昌暴动里面，不知道有些什么人？”周榕说：“你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人。”黄群歪着稍为仰起的头，脸上因为兴奋变成深红色，接着问道：“湖南呢？湖南这边又有些什么人在搞革命呢？”周榕说：“湖南这边我只知道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毛泽东。”

“哦，我晓得了！”古滔c进去说，“这位毛先生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宣传部长，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又当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是一位有文才的大人物，可没料到他还会打仗！”

周榕拍手道：“对了！就是他。听人家说，他又会讲，又会作，又会指挥jūn_duì，好得了不得！有听过他演说的人讲，一千个人听，那讲堂里就像不曾坐人的一样；忽然间哄堂大笑，就像平地打了一个大雷。他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像一篇宣战书，当时不知引起多少辩论哩！”章虾和黄群差不多异口同声地问道：“他们准能来么？”洪伟说：“我看一定会来。”周榕说：“金端说得千真万确，一定来的。不要很久。三天，三星期，顶多三个月，就来到了。”所有的人都在幻想红军到来那一天的情景。大家都不做声，各人按照自己习惯的姿势坐着。黄群像做梦一般地说：“真有那一天，咱们就算有出头之日了。咱们又可以挺起胸膛走路了，咱们又可以开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的大会了。咱们可以给金哥，给那许多兄弟姐妹……报……”她说到这里说不下去，就呜呜地哭了起来。章虾也跟着哭了起来。大家都用手捂着脸。宝安人何锦成使唤土音很重的广州话说：“红军一来，我就不当什么卖票。我参加红军，”他用拳头在桌子上捶了一下，加重他的语气道：“我背枪去！有了枪，我的事情就好办！”周榕举起杯子，跟他碰了杯，把里面剩下的残酒一口喝光。这个晚上的讨论会，周榕感到非常满意。他还从和这些人的会面当中，感到一种以前没有过的幸福。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周炳，只有李民天无故缺席这一点，他不愿意说出来。听说大家这样忆念着周金，周炳就又伤感起来，默然不语。这几个月来，他有时想起来，觉着周金是死了；但有时又觉着他还活着。如今听朋友们这样谈起他，他竟是当真死去了，永远不会再活转来了。周金的为人，周炳也是熟知的，但是经朋友们这样一说，他才确实领悟：原来他大哥是那样一个有价值的人物！……后来，两兄弟又互相诉说了许多怀念周金的心事，又再一次忖度周金不幸被捕的原因。自然，种种推测还是跟以前一样，得不到结果。……最后，他们又一起在幻想着革命的美丽的前途。周炳对于金端所宣告的、三个月就能实现的理想，虽然深信不疑，但总感觉到有点模糊，不具体。

有一天，周榕一吃过午饭就出去了。周炳一个人在家，睡觉睡不着，又找不到事儿干，就又把六、七年来的往事翻出来，一桩一桩地去回忆。凡是他回忆起来的事情，他都给它下一道评语。哪桩对了，哪桩错了，他都给它分了类。谁做得好，谁做得坏，他都公正地做了判断。但是过去的事情想完了，未来的事情又是怎样的呢？他应该做些什么呢？怎样做才是对的，怎样又是不对的呢？想到这一些，他就想不出个所以然，思路逐渐凝固起来了。他从周榕的书堆里偶然翻出一本《共产党宣言》来，随意翻看了几段，就重新从头一段一段地看下去。越看，他的眉头皱得越紧。他只想找寻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简单的答案，却没料到那本小书里面一下子钻出来了那么一大堆问题，使他招架不来。他不能够理解那许多问题，更不能理解那些问题对他所关心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作用。他一向认为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就有好日子过。——如今还是这样想。如果蒋介石反对这样做，那么他也是一个军阀，也在被打倒之列。只有把蒋介石连同北洋军阀、帝国主义一齐打倒了，中国也就太平了。他觉着事情应该朝这么办，就开始幻想打倒蒋介石、北洋军阀、帝国主义之后的情景。按照北伐的速度，这样做，大概得花整整一年的时间。他想：“一年就一年吧，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到那个时候，幸福之神就降临广州！”他甚至想到幸福之神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五彩绚烂的礼物：他爸爸周铁会增加工资，他三姨爹区华接受的皮鞋定货会忙得做不过来，他表姐区苏每天可以缩短两小时的工作时间，他哥哥周榕可以回到原来的小学里去教书，他自己可以回到中学里去念书，何家的丫头胡杏可以解放回家去种田。至于他大哥周金和他表姐区桃的坟墓，大概可以很快就修建起来，墓前竖起庄严高大的石碑，碑上写着烈士的名字和事迹，让后来的人们去景仰。三家巷中，他和胡杏亲手种的白兰花将会长到他家的屋檐那么高，那白玉雕成一般的花朵将会开得比今年多两三倍，那浓郁的香味将会使人们觉得生活更加美好。

区苏抽出中午休息的时间来给他们买买东西，送送信，收拾收拾房间。这天没有什么可做，看见他两兄弟堆着一大堆换下来的衣服不洗，她就拿了木盆，端了张小凳子，在横院中替他们洗起来。周炳把红军快回广东的消息，以及红军回到广东以后，世界上将要发生什么变化等等，都和区苏说了，还加上问她道：“要是取消那个每天延长工作时间两点钟的规定，你拿什么来谢我？”区苏说：“又不是你来取消规定，我谢你做什么？”说完，她就张开两片薄薄的嘴唇，缩起那个小小的鼻子，在快活之中还是十分正经地笑着。周炳看着她，觉着她是在一天天瘦下去。前两年，她的身材和区桃差不多，是又苗条、又丰满的，现在变成细细长长的，显得又高、又单薄了。他暗暗替她担心，嘴里却没有说出来。区苏洗完衣服，要走了，周炳忽然想起一件事，就对她说：

“表姐，你替我给阿婷捎个口信好不好？”

区苏迟疑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然后坚决地拒绝道：“不行。咱舅舅吩咐过叫我不要上三家巷去，我已经好几个月不上那边去了。阿婷的事情，你还是收了心吧。人家高门大户，三朋四友的，你不能太当真！”说完，就带着一种刚好让周炳看得出来她是生了气了的面容走掉了。周炳百无聊赖，就走出门去闲逛。他拣人少的地方走，信步向“南石头”那个方向走去。走到凤安桥附近，忽然碰见一个五十来岁、肩上挑着一担箩筐的老大娘，周炳立刻迎上前去，甜甜地叫了一声“干娘”。原来住在芳村吉祥果围后面竹寮里的冼大妈，正从“下涌”渡口过江到河南来。他们一道步回济群生草药铺，冼大妈把当日周金如何不幸被捕的情形，后来她听黄群说周金遇难，她心里怎样难过，怎样整整哭了一夜的情形，一面走、一面对周炳说了一遍。在生草药铺里，周炳又求她带口信给陈文婷，她也满口答应，坐了一会儿才走了。

冼大妈也顾不得去收买菜脚下栏，挑了箩筐就过江。到了河北，按着周炳说的地址找着三家巷；又按着周炳的意思，不找陈文婷，却假冒震南村来人的名义找到了胡杏。胡杏一见这位老大娘，说是震南村来的，自己又不认识，正在满腹狐疑，后来和她坐在大门口的石凳上细谈，听说是周炳那里来的，才明白了。冼大妈告诉她，周炳想约陈文婷明天晚上八点钟在第一公园西北角会面，要她把这句话转告给那位小姐。当天下午，胡杏瞅着陈文婷下课的机会，在陈家门口把周炳的约会非常忠实地转告了她。陈文婷听了，满脸通红，低声向胡杏道了谢，进门去了。

第二天下午，周榕有事情要到附近的乡下去走一趟。临走之前，他违反了平常的习惯，非常严厉地吩咐周炳，要他守在家里，连大门口都不要出去。他又告诉周炳，最近时局很紧张，国民党正在拚命抓人，李民天就叫这种白色恐怖吓坏了，开了小差了。周炳痛苦地沉默着。过了许久之后，他才试探着说：“白色恐怖我倒不怕。今天晚上，我想到公园去散散步，难道那也不行么？”周榕非常果断地说：“那也不行！你应该知道咱们的处境是什么样的一种处境。到公园去散步不是目前要做的事儿。”说完就走掉了。

吃过晚饭之后，踌躇再三，翻来覆去地想，想烂了心肝，周炳还是下不了决心。最后，他想：“不管怎么说，总应该和陈文婷会一次面！”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胡乱穿了衣服，三步两步冲出门口，莽莽撞撞地走到大基头，从那里过了江。到他快要走到第一公园的时候，他的心跳动得那么剧烈，以致他的四肢都不停地发抖。惠爱路和维新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当中竖着的公共时钟，正指着八点过五分。他的脚步加快起来。他身旁的任何东西，他都没有看见。准备好了几句出色的抱歉的话之后，他像一支箭似地飞进了灯光幽暗的第一公园。从八点十分到十点十分，他在公园里到处旋转着，像一只失去了舵的船。连一块路边的小石头，他都仔细看过了，就是不见陈文婷的踪影。他判断这是由于他误了时间。最后，他不得不抱着对陈文婷犯了严重罪行的心情，懊丧地离开了第一公园。

冰冷的世界

台风一来，秋高气爽的南国就变成一个yy沉沉的愁惨世界。鲜明艳丽的太阳叫横暴的雨点淋湿了，溶化了，不知掉到什么地方去了。风像一种恐怖的音乐，整天不停地奏着。花草仆倒在地上。树木狂怒地摇摆着，互相揪着，扭着，骂着，吵嚷不休。满天的黑云像妖魔一般在空中奔跑，使唤雷、电和石头似的雨点互相攻击。它们慢慢去远了，把广州的光明和温暖都带走了，但从白云山后面，另外又有些更沉重、更可怕的，一卷卷、一团团的黑云追赶上来。这样子，周炳孤独地面对着一个冰冷的、潮湿的、黑暗的世界。他觉着四肢无力，沉闷而且疲倦。他想找一个人问一问自己的脸色怎样，是不是生病了，可是他发现自己的周围，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这横院子竟把他和人间社会隔绝了。他曾经几次走到窗前，对着那铺满雨点的玻璃照一照自己的脸，但是除了照出自己接连打了几个哈欠之外，什么也没有瞅见。他拧着自己的脸，捶打自己的胸膛，又觉着都是好好的，什么病痛都没有。他在窗前瘫了似地坐下来，拚命回忆从前的、热闹的景象。他想起他二哥周榕在中学毕业，行了毕业礼那天晚上，在三家巷中举行盟誓的场面。他想起几年之后，他们都长大成人了，在旧历除夕的时候，像孩子似地在街上卖懒。他想起那一年的旧历人日，他们朋友兄弟，姐姐妹妹在小北门外游春，区桃在那一天获得了“人日皇后”的荣誉称号。他想起在省港罢工的时候，十万人在东校场集合，开那样动人心魄的示威大会。他想起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挤在饭堂里兴高采烈地叫、骂、吵、嚷。他想起他自己给他们上时事课和识字课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多么热心，粗鲁，又多么能干，聪明。他想起他自己给他们演戏或者开音乐会的时候，他们是多么会欣赏艺术，又是多么会玩会乐。他凄然发问道：

“这不是叫做幸福么？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他给自己做了答案：这样的生活就是幸福。至于说到罢工工人，那么，他们是在外面受了欺负的孩子。在家里，他们所干的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共产党是可以侵犯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除了共产党所宣布的真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真理；更加没有想到罢工工人的生活权利和一切行动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正像没有想到他周金大哥的言语行动、待人接物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一样。这一切仿佛都是理所当然的。他想起他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希望。他希望就按照那个样子罢工，直罢下去，罢他十年八年。那么，他就可以把他自己的青春，整个儿泡在那兴奋、激动、热情、幸福的罢工活动的大海里。等到罢工结束那一天，他将满足地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他自言自语道：

“但是不幸得很，这一切全都毁掉了！”

根本不和他打招呼，就把他心爱的东西毁掉，这件事不能不使他愤恨。他用手摸一摸身旁那张潮湿的、冷冰冰的、空着没人坐的竹椅，叹了一口长气，又拿起那本读了不知多少遍的《共产党宣言》来。这时候不过是下午三、四点钟光景，天色已经昏暗得跟黄昏一样。他把那印刷模糊的书本凑近脸孔，低声念道：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念完这一段，他就静悄悄地看下去，看到把对于共产主义的各种责难都驳斥得体无完肤之后，他又低声念起来道：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以后，他又静悄悄地往下看，碰到了许多似懂非懂的地方。这些地方讲到法国、英国、德国许多人和许多事，他读来读去都不能彻底了解。最后，看到整篇宣言结束的地方，他竟高声朗诵起来道：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