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付粮食的增加和铜钱的不足，公孙岳开始铸钱，铸钱又导致物价上涨，此时正恰逢自由收粮的当口。

脑筋活络的商人发现官方定下的收购价是死的，具有保值功能，但是生活物资价格是浮动的，为了规避货币贬值带来的风险，生活物资的价格必然上浮。

有些商人为了囤积更多的粮食，想出了以易货交易的方式，用高价的生活物资，把老百姓手中的粮食收入自己手中，然后囤积起来。

按说这个逻辑并没问题，适当的铸钱确实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至少在《农桑令》推行的头两年问题不大，但到了第三年，通货膨胀的问题突然严重起来。

公孙岳大量铸钱，导致商人手中铜钱积压，而货物的总量总体不变，略有增长的情况下，除了粮食以外，几乎所有物资价格无形中都被推升。起初以货易货的方式仅仅在极个别领域，随后在所有商品领域泛滥。

为保证自身利益，商人又用这些砸在自己手上的铜钱，通过各种渠道去买官价的平价粮。所谓官价粮，为了稳定人心，官价粮的价格往往波动较小，甚至几年才调整一次。当其他商品都在涨价，唯独粮食价格浮动却不是很大。

按律，官价粮每人每日定量定价购买，超量购买需要征收高额的购买税。

为了规避限量购买的门槛，商人发动亲朋好友，甚至花钱雇佣人前去购买官价粮。久而久之积少成多。一个人这么干，一万人都这么干，就是大山也能搬空了。

在粮食大量流出国库的同时，社会生产力和商品数量远远不及货币数量的膨胀速度，就此导致老百姓手中的自留粮再卖给国家后，钱发生了贬值，同样的资金买不到此前一样多的生活物资，如此又打击了老百姓的积极性。

老百姓得不到实惠，自然也打击了开荒的积极性，终于在《桑田令》颁布后的第四、第五、第六年，此前已经开成的荒地又荒了。

而公孙岳的开仓济民政策仍在执行，同时商人又通过粮市大肆购买平价官价粮，由此掏空了太仓存粮，更倒霉的是四年前恰逢百年不遇大旱，志国缺粮正紧。

前番为了赚取咸国的物资，志国将大量粮食通过商人运往咸国高价出售，就地购买志国所需物资运回志国，如此又加剧了咸国国内的物资价格。

当货币开始通胀，这一营销模式断裂，志国转而开始从咸国从商人的手中买回大量粮食，运回国内。之后恰逢大旱，公孙岳的《农桑令》就此流产

恭首谦将粮草不济归咎于奸商囤积居奇，并非没有依据，但只字不提公孙岳新政的重大弊端和漏洞，全然要商人背黑锅，也是毫无道理的泼脏水。

议贤馆听政论道的多半都是咸国读书人，甚至是希望一展抱负的穷文人，战败割地带来的羞耻和自尊感，在恭首谦的的煽动下，挑动者每个民族主义者敏感的神经。

此时百里燕不禁疑惑，来到陔陵时间也不短了，除了战败后的半年多时间，很少能在议贤馆听到恭首谦这般措辞激烈，间接抨击晋国的言论。

恭首谦是丞相公孙岳的门客，没有公孙岳的授意，恭首谦断然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揭咸国自己的伤疤。同时西寰手下耳目遍布，她难道不知道公孙岳借机挑动对晋国不利的舆论情绪？

除非是晋国有利可图，西寰乐见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有利可图，那西寰和晋国能得到什么好处呢？难道是对司政使一事的报复？

恭首谦的冗词赘句长篇大论，在座和在站的鲜有出口反驳之人，不乏应声附和之词，也不见身后广叔子、明阳子、长陵子“三子”的点评，亦或者这三位不懂经济，也把商人看成是世上的奸贼。

百里燕听来乏味，目光看去高勋，他脸上紧绷的神情浮着不屑和鄙夷，百里燕悄声问道：

“高兄，恭首谦之辞兄以为如何。”

高勋凑近低声道：

“简直一派胡言，若非《农桑令》破绽百出，怎能令商贾闻风而动。”

“但恭首谦是相国门客，在此论政定是相国公孙岳授意，我看此事你我还是不掺合为妙。”

“唉……为之奈何……”高勋一息长叹，沮丧之色跃然脸上。

高勋还抱着一丝希望，恭首谦论政能指出《推商税》之种种弊端，现在看来，恭首谦不会公然违背自己座主的意志，纯粹是在文过饰非粉饰太平。此时贸然出头，势必沦为众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