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在香港问题上最终还是“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尽管以外交大臣艾登为首的很多军政高层都强烈主张“对华强硬”，提议组建一支远东舰队和一支远东远征军，“狠狠地打击中国人的嚣张气焰，捍卫大英帝国的尊严、荣誉、利益”，有的情绪激动的议员还喊出当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当时英国高层喊出的话“只能在炮口上才有外交”“必须教训中国人”，英国民间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大主流媒体都群情激奋地摇旗呐喊“不能再让中国人继续狂妄下去”“那个在一百年前是大英帝国手下败将的三流国家在今天仍然还会是大英帝国的手下败将！第三次鸦片战争就要爆发了”“那个东方古国看似很庞大，其实只是外强中干的泥足巨人，大英帝国无需害怕，绝不接受这种三流国家的讹诈”“大英帝国不是苏联”等等，但是，首相张伯伦选择跟法国人一样“识时务”，正式签署特别行政命令，向中国转交香港。
张伯伦的“服软”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保守软弱性格和他一贯主张的绥靖政策，其实，他此时也已经有了“养虎为患”的危机意识，在香港问题上，他召见了十多名英国决策高层，发现尽管英国朝野一片“主战”声音，但真正的决策高层基本上是不赞同开战的。总参谋长约翰·格里尔·迪尔上将是这样说的:
“首相阁下，跟中国开战，我国胜算还是不小的，但前提是我国把国力军力倾巢出动。中国距离我们太远，这是我们第一大困难，我们想要打败中国，必须进行全国总动员，再以印度、马来亚、新加坡为前沿桥头堡，出动皇家海军起码一半的舰队，组织超过一百万陆军，对中国本土发动进攻，到时候，不管胜负如何，我们都注定要付出重大代价；我们的第二大困难就是中国的亲密盟友德国始终在我们本土附近虎视眈眈，如果我们把太多国力军力用于对华战争，用于远东，那么，我们的本土呢？谁能保证德国人不会突然对我们本土趁虚而入？为了一个小小的香港，让我们至关重要的本土陷入重大危机，值得吗？另外，对华开战必然会是一场庞大的战争，我们需要起码三个月甚至半年时间进行准备，可是，中国人已经下达通牒，他们马上就会进攻香港，香港很难坚持到我们准备好的时候，到时候，香港已经沦陷，我们只能反攻香港。”
迪尔上将最后总结道:“跟中国人开战，我们不怕，不过，那是不值得的。”
张伯伦点点头，叹口气:“那就把香港归还给中国吧！”
迪尔上将这样的决策者之所以不赞同对华开战，并非畏惧中国，也不是支持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而是他们更加清醒、更加理智、更加现实，知道为了一个香港而耗费大量国力和军力是不值得的，更何况，德国对英国的威胁要远远地大于中国，英国不能为了香港而动用太多国力军力对付中国，继而导致英国对德防御力大减，那样显然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的。张伯伦对此深以为然，再加上他确实也缺乏打仗的魄力和勇气，并且，性格敦厚的他觉得“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英国占有香港也是理亏”，这些原因都促使他最终选择向中国归还香港。
刚刚为收复澳门以及法租界而欢腾不已的中国顿时陷入了第三lún的欢腾中。
月2日当天晚上，香港的夜空中陡然间漫天都是绚丽多彩的旖旎波澜，一百七十万香港人尽情地欢庆香港的回归，欢庆自己再度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香港人确实是在发自肺腑地欢庆，因为他们在英国的法律意义上并不是英国人（伦敦议会里没有一个来自香港的议员），导致他们一直都是“有家无国”，如今，他们重新有了国籍，有了祖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香港人高兴的了，更何况，蒋纬国已经代表蒋介石发表宣言，“香港回归后，将会实施‘港人治港’政策，五十年不变”“香港不会变成广东省的一个市，而是成为独立特区”，这份政治许诺无疑让香港的社会名流、名门望族吃了一颗定心丸。
香港是在42年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如今在94年被收复，整整99年，累计有二十位香港总督。此时的香港总督是英国爵士罗富国（罗富国当然不姓罗，他也不是中国人，而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每任英国港督都会刻意地把自己的名字翻译得非常汉化，从而希望能让香港民众有亲切感），不过，罗富国一直患病，所以长期在伦敦休养，此时并不在香港，因此负责和中方举行交接仪式的被伦敦派来的英国陆军中将诺顿以及驻港英军司令莫德庇少将。中国海军总参谋长陈策主持了这场交接仪式，诺顿中将、莫德庇少将等港府英方人员神色黯然地接待了陈策等中方代表，米字旗在香港市中心缓缓地降下，青天白日旗冉冉升起。
月日，葡占澳门被收复，月日，法国在华租界被收复，月2日，香港以及英国在华租界被收复，被称之为“三八盛事”，三大喜事一桩接这一桩，简直令人目不暇接，随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同时在9月日成立。
香港、澳门、英租界、法租界都被收复后，加上先前早就陆续收复的日租界、意租界、比租界、苏俄租界、德租界、奥租界，截至此时，除了还处于搁置待议状态的台湾、库页岛，以及通过平等条约租借给日本人的昭和城、租借给犹太人的以色列国土，中国境内已经没有还被列强侵占着的领土。
英国人归还香港，最失望的还不是英国人，而是日本人，日本人已经等着中英开战了，然后打着“履行盟友义务、帮助中国”的旗号大肆对早就垂涎三尺的东南亚展开动手，可惜，事与愿违，英国人最终乖乖地把香港交还给了中国。
在这件事中，损失最大的人就是英国首相张伯伦。因为“迫于中国yín威、向中国低头”，导致张伯伦的威望和支持率都发生了大幅度的下滑。说到底，张伯伦以前搞绥靖政策，卖的都是别国的领土（比如不反对德国肢解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眼下，他卖的却是英国自身的领土（领地），自然导致英国朝野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质疑和批评。实际上，张伯伦在香港问题上并非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而是受制于客观原因而不得不让步，但他因为“前科累累”而陷入百口莫辩的不利境地里，有人讽刺他“以前是慷他人之慨，出卖第三国领土喂饱敌国，现在更是变本加厉，直接变成慷自己之慨，割让英国领土领地喂饱敌国”。香港事件结束后，张伯伦在政治上和身心上都深受打击，他也怀疑和后悔自己的对外政策了，所以一方面大力提拔强硬派分子进入英国高层核心，逐步地改变对外政策，一方面也产生了退位让贤的心思。
有人欢喜有人愁，张伯伦焦头烂额，在地球另一端的蒋纬国则是意气风发，同时忙得四脚朝天，收复香港等失地在蒋纬国心里其实并不算什么大事，他已经拿捏住了英法的号脉，知道这两个老气横秋、暮气沉沉的列强并不敢也不会为之跟中国开战，新的战争肯定会到来，但还有一段时间。眼下，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抓紧时间，整军经武、发展经济、扩大实业建设，以此充实国力；另一方面，南京军和蒋纬国的“宁系”也开始进行了潜移默化的“政治转变”。
9月3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前身是“鲁晋政务委员会”）正式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