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越来越大压力的英国代表团原则上对条款1、2、3不存异议，但在关键的4、5、6三项上寸步不让，谈判一时陷入僵局。有传闻说一支庞大的英国远东舰队已经起锚驶出母港，一下子使英国谈判人员口风更嚣张，更给谈判增加了许多变数。

不过张汉卿却心有成竹：人民党已经发动起来的民众对英国在华势力的冲击是全面的、巨大的：仅上海一地，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英国财经界已经损失了至少有2亿元，其在长江领域的地位有被全盘倾覆的危险。英国政府深思之后一定会丢卒保车----因为张汉卿私底下通过美驻华大使向英政府高层传递了一个极其微妙的信号----如果这次事件不能尽快解决，中国政府将无法引导情绪越来越高涨的中国民众，从而无法保证香港的现有地位。

作为大英帝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的香港，在英联邦中、特别是在东亚，其地位远比上海来得重要。张汉卿郑重表示，一旦谈判变成武力的冲突，中方不惜主动发起全面的战争升级，彻底动员民众，收复包括香港在内的全部英占领土。他特意强调了拥兵百万的人民军陆军，意在不言中。

一战后英国的基本国策是保持欧洲的均衡，并不主动陷入欧洲大陆的冲突，一边在亚洲收缩。在此状况下，她绝不可能再如鸦片战争那样，远渡重洋与一个新生的大国作无何止的拉锯战，这为她目前的国力所不允许。由于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在张汉卿暗示下得到保留，中国并未谋求得到实质的好处，英国也没有丧失任何实质的利益。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发表“圣诞节备忘录”，并同意归还汉口、九江、厦门、镇江的英租界，企图以放弃次要利益的怀柔政策确保在华主要利益，并在实际上默认了张汉卿所提的六条要求。在英国看来，这些租界或因为其处于内陆远离英国势力的保护，或在现阶段已经没有再度拥有的必要。如厦门租界虽临海，却因仅有24亩，基本上没有发展“前途”，在当年的游行中遭到群众的强行进入而被迫放弃了行政管理权，这也是厦门成为最早被归还的英租界的原因；镇江因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进出河南的货物改经汉口。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山东、安徽的货物也直接运往上海及青岛，南京则取代镇江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同时，长江江流改变流向，镇江港口淤塞严重，外省客商纷纷迁走，米市也转移到芜湖和无锡。镇江的贸易地位急剧衰落，镇江英租界也迅速萧条，出现财政危机。汉口与九江则因鞭长莫及，两地的英方管理人员均被驱逐出境，从而丧失了管理权。因此英方对此并没有太多的僵持，果断出手，从而从谈判桌上体面收兵。

对其至关重要的上海、天津、广州，英国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撒手。张汉卿知道这已是英国在华的底线，在中国孱弱的关口，不能两线作战。由于“五卅惨案”的审判争执在同期进行，为了保证英国政府对此事件减轻反弹以顺利实现中国政府的意愿，同意保留上述英租界。这一决定，也是考虑到，在对付日本的过程中，英美力量的存在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指示人民党引导民众转移斗争火力，“化悲痛为力量，积极投身到建设工业化、现代交通运输和农业现代化的大会战中”。

此6条依然对英国在上海甚至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利益未有损伤，中华民国政府甚至连取消上海及天津英租界的念头都没有。这一点，精明的美国人极早便感觉到张作霖政府对于此次事件“雷声大雨点小”的化解意愿。虽然如此，毕竟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对外交涉取得了重大突破，举国同贺，人民党执政地位再次得到承认和确保，张汉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在对外谈判上取得胜利的国家领导人，在国民心中的地位也更上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