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天之后，英日联合对华实行海上贸易封锁。他们利用海军的强大，通过舟山群岛控制了东海门户。这一来，各国商船开往上海的航道便被完全切断了。

进口的柴油、汽油立即断绝了主要来源。印度和美国的原棉、南洋的橡胶及许多已买到手的工业原料，搁在各国港口运不进来，私营纱厂存棉量只够十余天消耗，停工的纱厂从5家发展到100多家，正泰橡胶厂这样的大厂也要求停业。杨树浦发电厂是烧柴油的，油源一断，上海将大部停电。另一方面，外销产品又堆积在码头上运不出去。这样下去，正如上海工商业工会领袖虞洽卿所说：“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物价要高涨，市场要冷落，税收要减少，生活要困难。怎么办？”

日资企业也推波助澜。为最大限度使市民产生对局势不稳定的恐惧感，一些日本贸易株式会社也趁机从市面上大肆抢购大米。原本9分一斤的大米在不到一星期涨到了1角4分，在第二周竟达到了3角2分，几乎翻了2番！

中外的有识之士均感觉到局势的紧迫：上海物价一失控，天津、北京和江浙几省都受影响，每天有电报来告急催问。另有一些别有用心之徒上窜下跳，在报纸上推波助澜，渲染局势。

张汉卿正要如此：全国性两年的建设以来、尤其是农业方面因为投入了巨资，且因为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亩产量比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增长。以号称“中国粮仓”的东北为例，到1924年底时全部粮食产量连续4年突破2000万吨，为张汉卿能够稳定上海局面打下坚实的心理基础。他正愁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商品粮没有销路，这不，机会自己就来了。张汉卿与南京军区司令员蒋柏里斟酌再三，决定还是“先礼后兵”。

6月12日，上海财经委员会和粮食厅宣布向上海市场抛出5万吨大米，以使价格回跌。同时，报刊、电台开展宣传，张汉卿也严正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然而，投机者并不罢手，他们资力雄厚，5万吨大米被一吸而空。6月14日，大米继续涨到3角8分每斤。

作为坐镇上海全权处理“五卅惨案”的中央大员，张汉卿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财经界首领以大局为重，“勿在此时作扰乱市场物价，各行业行会应以稳定上海大局为重，全力支持中央对此事件的态度和民众的呼声。”他还在《申报》上刊登整幅文章，抨击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政策，并声色俱厉地强调：“所有米铺、商铺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均需维持在五月初的物价水平。擅自涨价者，将交处10倍以上、但不低于所销售物品的罚款。情节严重者，将处于严厉的刑事制裁。”上海省政府颁布了严格的条例并成立上海市面稳定委员会来整治金融市场的混乱。

资本家们看惯了军阀政府们朝令夕改的三令五申，信奉“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他们指望通过贿赂执法人员以逃避物品的囤积，再在高价时卖出好价钱。可是人民党的工作人员出奇地滴油不沾，种种的关系、办法在人民党上海省部及省政府的严格控制下根本不起作用。对屡禁不止、风头正盛的几家商埠，市面稳定委员会予以了严厉查处：或罚处使其倍受损失、一蹶不振，或全部没收其财产，上海国家安全厅掌握的几名首要人员更是受到了刑役等重处，于15日还枪毙了4个哄抬物价的商贩。上海公安厅则召唤黄金荣等黑帮头目于一堂，严令其约束门徒，勿要在此时兴风作浪，否则国家政权将彻底将其清出上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