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之所以敢于向英方提出在英人看来十分“苛刻”的13项要求，是因为准确地把握了局势。

尽管一战结束后，英国作为得胜国又获得了大片委任统治地，帝国版图得到进一步扩展。但是由于在大战中英国受到巨大损失，损毁船舶800万吨，占商船的70%以上，海军的死亡人数达27215人。一战后英国丧失了长期保持的海上霸权，经济实力下降，对殖民地的统治力量削弱，维持庞大的殖民体系已力不从心。同时，在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推动下，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形成高潮，英国殖民体系遭到极大冲击。如1921年，英国被迫允许爱尔兰南部26郡脱离统治享有自治权，英国国名也由“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改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1922年，“华夫脱”党领导埃及获得初步的独立。一些自治领，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由于在一战期间参战支持英国，给予英国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持，这提高了自治领要求与英国平起平坐的筹码。

这次大战也改变了英国和日本在远东特别是中国的实力对比，英国力量逐渐衰落，而日本却借“天佑之机”发展壮大了在远东的力量，并取得独占中国的优越地位。由于英日因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而带来的摩擦日益增加，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它们重新确立了各自对远东和中国的政策。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猛烈冲击着英日的在华殖民权益。在这种情况下，从维护各自的殖民权益和镇压中国革命出发，英日在华展开了既合作又争夺的拉锯战。

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后，它们开始调整在远东的政策，英国对日本实施既遏制又安抚的政策，对中国继续执行帝国主义政策，但是同时呈现外交撤退趋势；而日本则展开了“协调外交”和对华“不干涉”外交，实质上呈现出外交进攻趋势。因此，面对渐渐强大的中华民国，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强国的英国，在处理涉及中国的东亚问题时渐渐力不从心，这从他们在“五卅”惨案的处理及善后便可看出。即使在正史上，英国也只能对日本在亚洲的蚕食中国东北无能为力甚至默许。

日本和英国共同制造了“五卅惨案”后，全中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特别是反英运动。日本通过实施双重政策，较早地从反帝运动中脱了身，并考虑如何进一步在华进行经济侵略。英国对日本的行为极为不满，但是，陷于孤立的困境使它不得不开始考虑有限地调整对华政策。

随着人民党已在全局上控制了中国政权，人民军在军事上（从兵员及装备上可以看出）已前所未有的强大，中华民国在经济与工业上呈现了飞速发展的潜力，这一切都使张汉卿显得异乎寻常的强硬，让英国在此次谈判中不占有半分好处。

张汉卿对英国人的底细是非常清楚的。

从1924年到1929年间，英国工业生产仅增长12%，与美国相差甚远。煤炭、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均深陷困境。虽然汽车、电气和化学工业发展也很迅速，但是仍不及美国。英国贸易额仍一直占世界第一位，在1921年到1929年期间每年的贸易额都在90亿美元以上，但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则从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工业品出口占世界份额从26%下降到22%，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达4亿英镑。贸易逆差越来越高，也使英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越来越强。1915年，英国已经以筹措战争经费为由，对进口汽车、钟表、乐器和电影等征收33。3%的从价税。这种关税直到1924年（战争结束后第7年）才被工党政府终止，但1925年保守党政府又重新开征，而且范围有所扩大。英国工业缺乏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恢复金本位制时英镑的定价过高。虽然如此，由于有国际投资利润回流，英国的国际收支还勉强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