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杭县令来时，太守在正堂客厅接待他。宾主寒暄一番，让了座，看过茶，太守脸色变得威严起来，十分正人君子相，开始和县令说起正事。却不直说，拐着大弯儿，说了些别的事。“贵治近来一切可好？”太守问。

“托老大人的福，一切说得过去。”县令媚笑着回话。

“吏治整饬吗？”

县令听后，有些紧张。想了想，说，“马马虎虎，属僚都能遵纪守法，秉公办事。”顿了顿，沉不住气了，问，“莫非大人听到了什么风声不成？”

太守摇了摇头，说，“倒没听到什么风声，只是年终岁尾，治下一向都按部就班，相安无事，别到了年关时节出了差错，叫人心烦，不得安生过年。”

“大人说的极是，卑职回去，务必严加整饬，不给大人添烦。”

“那就好，吏治不饬，必生乱子，于你于我都不相安，特别是对钱粮师爷，更要加紧防犯，切不可叫他兴风作浪，甚是可恶，别像萧山县那样。”

县令听过，知道自己无大漏子，心里托了底，安下心来，就对别人的遭遇有了兴趣，心情轻松地问，“萧山县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太守面露愠色，“那里纪纲松弛，吏治不饬，用人不当，钱粮师爷甚是可恶，道德沦丧，作风靡腐，有伤风化，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民女。胡县令说他几句，这斯居然怙恶不悛，反倒私带公文出走，跑到我这里状告上司枉法，你说可气不可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