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六，“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是说，爱好刚强而不好学习，其弊端是狂妄不羁。争强好胜这本不是什么缺点，人总是要求进步的。但人就怕自恃强威，锋芒毕露。这样的人，往往目空一切，唯我为是，到头来，把自己架空。而知识修养，正是培养谦虚的品质，以克制狂妄自大。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的“六言六弊”，其主旨就是劝诫人们多通过学习提高修养，克服天生的弱性，使人生达到更完善的境界。

阴去其弊说

“阴去其弊”，就是采取措施，让事物的弊端在不知不觉中去除，使事业得以成功。《治国方略》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夫天下之弊，贵乎阴有以去之，则事无有不济者矣。”“阴有以去之”，实际就是疏导的策略。

五代时，楚人不愿意从事养蚕事业，强行让他们从事养蚕，也未必心甘情愿。楚王马殷的谋臣高郁建议，让百姓在缴纳税租时以帛代钱，解决了百姓尽心养蚕的事。唐德宗时，屯兵边塞，敌人来了就弃地逃跑。宰相陆贽建议，征集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到那里定居，敌人来了，人们会自觉投入战斗。这就是“阴去其弊”的做法。

永嘉先生在《治国方略》中是针对“天下之事苟有当于理，虽拂乎人情，勿怕也”这种说法而提出“阴去其弊”的方法的。他认为：“事虽当于理，而情则拂乎人，而事不能以终济。莫若阴有以去之，使人由知而不知，而怨乱不作之为愈也。”是说：事情即使符合道理，却违背人之常情，事情就终究不能取得成功。不如暗中去掉违背人之常情的因素，使人自觉服从统治者的意愿而又不易察觉出来，以至达到人民不怨天尤人，社会不发生动乱为妙。这里引出两种工作方法。一种是当人们还未认识到做某项事业的利益时，是不是等人们认识以后才去行动呢？那恐怕历史发展的进程要缓慢得多。历史允许一部分先知先觉的人走在前面，带领未觉醒的人向既定的方向努力。在这当中，历史的潮流会裹挟着一些人前进。许多改革都是在这种情势下进行的。如果等到人们都觉醒，都统一了思想（所谓的），历史的机遇会一而再错过。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刚开始施行时，许多人转不过弯来，“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中央下文件把这一策略推行下去，现在看来受益无穷。如果光照顾人的情绪，那么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另一种是“锦上添花”的方法，既能达到完成某项事业的目的，又能把事业进展中的弊端和负面效应策略地弥除，岂不更好吗？这是说，施政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多动脑，多想出几条解决问题的方法，既体现原则策略，也不要忽略感情因素，于情于理都周到些，事情的结果会更圆满。

美国人耐尔·尺·斯威尼在《致未来的总裁们》中指出：领导方式的选择，实际上就是激励方式的选择。专制的领导发号施令，人们只按照他的指令行事；民主的领导同人们在一起工作；自由放任的领导让人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在相当程度上按自己的意愿工作。我们要做开明的领导，就要多用民主的方法和放任的方法，不要强硬地施用权力，多做一些疏导工作，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用人而爱人

毛泽东同志雅好历史，尤能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他在阅读《南史·韦睿传》时，在“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属必须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兵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一段旁，写了一段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韦睿作风，就是吃苦在先、用人而爱人的作风，这是古往今来善于选贤任能的政治家们共同遵循的一条原则。

孙权在三国鼎立之时能雄霸一方，手下人才济济，和他有这种作风有关。他和手下将领同甘共苦，对他们关心备至。大将吕蒙病重吋，他把吕蒙安排在自己住所之侧，常穿壁观之，不然，就“夜不能寐”。手下将领周泰出身寒微，被委以重任时，诸将不服，孙权借大宴群臣之机，让周泰解开夜衫，指着他身上的伤痕，不禁流泪说：“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不惜躯命，被创数十，肤如刻划，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事乎？”众人皆感服他这爱人之心。

在当代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更能体现出用人而爱人之情。毛泽东非常关心身边工作的同志。1937年初夏，罗荣恒与林月琴刚结婚半个月，即奉命到前线。毛泽东让警卫员把林月琴找去，他开玩笑似地说：“你们新婚就离别，我是不是有点残酷？”看对方没有什么情绪，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你也是送郎参军吗？”这些话使林月琴感受到了关切抚慰之情。以后，当毛泽东得知罗荣恒在前线患病的消息后，即电示他到医疗较好的新四军医院检查。不久，中央指示罗瑞卿到当时仍是国统区的上海继续医治。不料，中央来电刚到，毛泽东来急电：罗瑞卿身上有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以后数年，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健康牵念不已，多次催促诊疗，不时派人探视，写信问候。

“欲人之爱己者，必先爱人、《国语·晋语》当领导的只有用人而爱人，才能建立更融洽的上下级关系，才能增加下属的信任感和理解心，更充分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影响到周围的人。这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领导者，应对身边的同志政治上关心，生活上体贴，工作上创造条件，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役使”关系，那么，“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上》）上下就会同心协力，把事业搞得更好。

也要“知人善免”

“知人善任”这句话容易为人接受，不外是“举善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唐·吴兢语）而提“知人善免”，似乎违反了人们的思维定势，不好为人接受。不过，当前改革中，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提出议一议。

在现实中，“官本位”的优渥对人有很大吸引力。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当了官可以稳坐铁交椅，只要不出大问题，无过，便是功劳，即使工作平庸，毫无进取，也保你在铁交椅上磨破屁股。一些人把单位搞糟了，把企业搞垮了，换个地方照样当官。而用人者偏不肯打破面子，总有些借口：“干这么多年了，没功劳还有苦劳”，“熟悉情况，老经验多”等。或因是老关系，有“根”子人物，以及有不可言明的藕断丝连的联系，于是，“宁用不才以旷世，不肯变例以求人（宋·包拯语）致使一些庸才尸位素餐，为官一任，糊涂一方。这类人你还指望他去改革吗？

要想成就一项事业，择人必善，尤其要搬开那些兴业不足、败事有余的绊脚石。任何明智之人都不会任用庸才误事。包拯是宋代名臣，他为官时，针对当时“居官者，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的现象，向仁宗皇帝直言：“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在于减冗杂而节用度。”他尤其主张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固位无职”的官员，不论职位多高，即使没有什么过错，也毫不留情，坚决予以纠弹。他在知谏院时，曾上书弹劾做了七年宰相而又毫无建树的宋痒，认为他是“窃位素餐”，极不称职。包拯所为，是顺应时势之举。而我们在这不可逆转的改革中，尤需此种精神。对那些平庸无能、缺乏创新精神，打不开局面的干部，应坚决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把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提拔上去，这是搞好改革的关键一环。

做到这一点，也绝非易事。旧有的观念，盘根错节的纠葛，势必阻力重重，需要拿出动真格的勇气。应该象安徽省芜湖市委书记金庭柏提出的那样，敢于用“三铁”破“三铁”。所用的“三铁”是：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能有这种魅力，才能杜绝“无功者而禄厚，不能者而爵尊”的现象，使改革健康发展。

用人当举其所长

文坛上曾研究过一种“何其芳现象”，是说一些大作家从政后，其创作才华大减，连作者本人也为之喟叹。不由得想起南唐词人李煜来。

以作词而论，李煜堪称一代巨匠。据《唐音戊签》记：“煜少聪慧，善属文，性好聚书。”他一生写下许多悲戚哀怨感人至深的作品。以治国而言，李煜只是一个庸才，丢了半壁河山。宋太祖曾说：“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岂为吾所俘也。”其实，作好诗的功夫未必能成为治好国的本领。有的人有学士才，未必有宰相器。这是因为人的气质、兴趣和修养不同，而各有不同的特长，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所能有所不能，我们应选择发挥其特长的有所能，不强求不能发挥其特长的所不能，使每个人都能有所建树。生活中偏有逆于此理的，某些人在专业上一有点小名气，官帽就要扣到头上，仿佛唯此才尊重人才，使这些人学术问题钻研不了，政事又忙得焦头烂额，真是苦不堪言。

在我国，官本位的优渥固然有很大吸引力，但未必能使每个人在精神上获得充实。在人生的座标上，每个人都应找到最合适的位置。欧阳修曾说：“凡人才性不一，各有长短，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政必不逮。”用等号联接管理才能和专业技术才能，这也是亟需改变的不合理使用人才的一种现象。

墨守成规者戒

邓小平在视察深圳时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讲话的主旨，就是要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把经济尽快搞上去。每一个公民，都应“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唐·韩愈）应有紧迫感和责任感。一些习惯墨守成规的人，在那里徘徊观望，包括一些能左右一个地区单位局势的人，锣鼓已敲了几遍，仍不敢上阵，拿不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措施和行动来，对这种人有必要对他猛击一掌。

墨守成规的人，一是对改革的认识不足，缺乏足够的信心。他们只看到不利的条件，看不到有利的条件；只看到局部的形势，看不到全面的形势；只看到个人的力量，看不到蕴藏在群众中的改革的能量；只津津乐道于眼前既得的和回味过去的，而不思考将来的。他们不知道失去当前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就永远处于被动，永远处于劣势。二是思想僵化，跳不出既定的思维定势。改革需要改革者具有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才能闯出新路。而这种人喜欢用经验把自己束缚起来，一旦跳出既定思维的圈子，就没有安全感，只有失落感。于是划地为牢，不肯前进。

墨守成规的人，不肯冒风险。向前迈进一步，总要看看别人怎样做的，文件上怎样写的，上面怎么说的、，做事总想到反面意见的压力，因此永远迈不开步子。

改革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经验，只有靠我们去闯，深圳等特区靠闯劲，杀出了一条“血路”，成为带动中国改革的龙头。

闯，需要一部分“敢吃螃蟹”的人走在前面，不要等群众都认识到了才去做，而是要用我们的行动去带动他们。这些走在前面的人必须有胆有识。有识，能认准方向，不盲干；有胆，能排除阻力，闯出新路。

我们还要造就一种文化氛围，更新思维，改变人格中懦弱、保守的一面。一个人在生活中处处唯唯诺诺，时时恭谦，他的生活不会丰富多彩，属于他的世界太渺小，这种人只能是改革中的守旧派，只有在生活中勇于打破清规戒律，磨炼思想的敏锐，促进思想的不断图新，才能走在社会改革前列。

“削足适履”与个性发展

人都是有个性的，人的个性又都是丰富多彩的。

一个充实的、有独自特点的个性，既需要主观上不断加强修养，也需要外部良好环境的熏陶。但在一些不正常的生活环境中，缺乏使个性充分发展的条件，世俗的观念常常限制人个性的发展。人们总是用习惯的标准要求他人的言行——你只要表现出随和大家，这“随和”，不管有无社会意义和价值，你就是一个标准的人，就会获得稳重、忠厚、娴淑……的称誉。而你顺应个性去做一些事情，尽管是理智的，不违背社会公德的，也会被认为“出格”了。“爱出风头”、“鲁莽”、“放纵”的毁誉也随之而来，以至生活中使人不得不“削足适履”，压抑自己的个性去顺应别人。

实际上，个性是不应受压抑的，个性受压抑，就会畸形发展，失去生活的乐趣和色彩，也于改革不利。因为一个单位要充满活力，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单位的成员并不是“千人一面”的。试想，在一个机关内，如果都用同样的个性标准要求人的言行（这是封建家长式的做法〉，人人都温顺恭谦，都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跳出某些保守观念模式，还谈什么创造才能，也无从谈起改革的出路了。

在改革时代里，应允许干部有个性，干部身上有明显的个性特点往往是最可贵的东西，不能把干部的个性特点看成是缺点。领导者应容得下干部的个性，并加以尊重和爱护，而不应把他们变成“和我一样”。在生活中我们既需要有群体的依赖性和趋同性，也要保持独自的个性，保持个真实的我，无妄无畏无任何虚假成分的我。冯玉祥将军的墓碑上题有“我就是我”的话，我们在生活中，何尝不能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呢？唯此这样，才有全新的事业。这是对人生价值的肯定。

文人相轻·相重与人才

“文人相轻”是文学发展潮流中的一种逆现象。最早概括这种现象的是三国时期的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至，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种现象是由于作家思想、艺术修养不高而造成的。它对于人才的成长极为不利。

文人相轻的事，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列举班固轻视傅毅的例子，“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傅毅〉以能属事为澜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体。”傅毅和班固都是东汉时的文学家，不相上下，而班固却贬低他的文章汗漫无统。唐朝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曾记白居易被李德裕压抑的事。当时的白居易虽已文章冠世，但还“不跻大位”，和他同时的大诗人刘禹锡曾向李德裕太尉作过推荐。一天，刘禹锡拜见李德裕时说：“近曾得白居易文章否？”李德裕回答说：“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等到取出看，已满箱笥，覆没在尘埃中。李德裕告诉说，他不屑一顾的原因是“恐迥吾之心。”无怪当时的人都说李德裕“有学士才，非宰相器。”可见其心胸狭窄。居官在上，而轻视小人物，连宋代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也有过这方面的过失。王安石当政时，有个叫郭祥正的，很有点名气，连梅尧臣也称他是“太白后身。”他认识到王安石变法的意义，上书给神宗皇帝，认为天下的大事都应由王安石来处理，有持异议的，即使是大臣也应当屏黜。神崇看了很惊叹。一天问王安石：“卿识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并拿出郭祥正的奏文给王安石看。王安石却认为自己受一个无名的小县令荐举感到可耻，矢口否认郭祥正无行，终使郭祥正归隐青山。由此可见，文人相轻会抑制人才的成长。

与文人相轻相反，也有文人相重的现象。如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就善于举用人才。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都是由于受到苏轼的选拔推荐而显名的。据《宋史》记载，苏轼看到黄庭坚的诗文，“以为超世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晁补之是通过带着一篇描写钱塘山川风物的赋《七述》谒见苏轼，受到赞赏而显身的。苏轼读到秦观的诗文，认为有屈宋之才，“以贤良方正荐于朝”。后来听到少游死在道路，深为感叹：“世岂复有斯人乎！”对张耒，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声。”对他们四个，都“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即使对不为人知的孤儿李薦，也不埋没其才，收为学士，甚至“解衣为助。”难怪李廣听到苏轼死去的消息，“哭之恸”，作祭文颂之说：“皇天厚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而苏轼等人也受过梅圣俞、欧阳修的推荐。据《能改斋漫录》记：“东坡初登第，以诗谢梅圣俞，圣俞以示文忠公，公答梅书略云：‘不意后生能达斯理也。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欧阳修在爱惜人才上，是深为人赞赏的。和欧阳修同时的一个文人江磷几，晚年曾极力诋毁欧公。欧公从未计较。当江磷几死后，“公吊之，哭之痛。”而且为他作祭文，没有一字之贬。由此可见，文人相重，对人才的成长起很大的扶植作用。

以上所说只是文学领域的事，推而广之到社会其它方面，都有借鉴作用。我们建设四化大业是前所未有的鸿举，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为她献策出力。我们应该有“放人出一头地”的精神来尊重人才。孟子说：“以善举人者，然后能服天下。”如果全社会都能予人才以“善”，四化大业早日可待。

储才以济事

人才，历来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尤其是改革之际，更需要卓越人才担起大任。因此，有必要储存培养一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变法之本，在育人才”。我们也可以说，人才是改革之本，是当务之需，更是关系事业发展与传承的长久大计，万不可掉以轻心。

为使人才脱颖而出，我们要独具慧眼，确信“百步之内，必有芳草”，时时留意我们周围的人才，及时发现，及时储存，而不是临需要时才象考古似地去发掘。林则徐在发现人才方面就很有方法。他在书斋里设了一个大柜子，内设十八个小箱子，每个箱子代表一个省，箱内收集了该省丰富的人才资料，以便随时推荐。这种储才方式，使很多人才得以任用。当然领导者除具慧眼外，还要有接纳人才的胸怀，有“荐贤当惟恐后”的伯乐精神。唐太宗能广任贤良，“朕思贤之情，岂舍梦寐”（《贞观政要》卷五）。唐太宗曾命群臣举贤，身为尚仆行射的封德彝久久不能举，受到太宗的询问，封德彝辨解说，自己“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太宗驳斥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资治通鉴》卷192）心有所偏见，视野被雍蔽，对人才就视而不见了。

当然，人才被发现后，还要创造条件，通过多种途径培养，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之成熟。但最重要的是善于发现，平时勤于“储备”。明朝黄仲昭曾说：“国朝用人才，犹农家之积粟，粟积于年，可以济饥，才储于平时，乃可以济事”。多发现培养人才，是济我们事业成功的长久战略。

王安石的用人之道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改革家，他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认为，人才是“国之栋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厚”。尤其在改革中，得失人才更是成功或失败的关键。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当今改革之势不能成功，是因为“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而“人才乏于上，则有沉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真正有用的人才没有被发现，被任用。他提出要把那些“一道德于上”、“为国除忧”和“急其民之急”、“貌、语、行精，作风正派”的人选拔上来，担当起改革的大任。对如何选用人才，他又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方法。

所谓“教之”，就是象古代圣贤的当政者那样，“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也就是说，不仅要严格选拔，还要注重教育培养，教给他们“朝廷礼乐刑政之事”，具备从政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以适应国家需要。所谓“养之”，就是要给他们一定的生活待遇，有物质生活基础。对他们“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载之以法”。“饶之以财”，“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约之以礼”，使他们不至于“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对其行为产生制约力，不走到邪路上去；“载之以法”，使他们“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做到有令必行，行必到位；所谓“取之”，就是对他们审德知才，问以言行，考验事功，命以爵禄；所谓“任之”，就是根据其德才高下，分别任用，发挥所长。对那些经过实践检验是无能的官吏，要坚决罢黜。

王安石还提出对人才要“推己之心而置于其心”，也就是我们说的“以心换心”，取得相互信任和支持，共同去创造业绩。王安石这些对人才选用的方法，都来自切身的体会，有些未必妥当，但对我们仍有借鉴作用。

“百步芳草”与“远来和尚”

“百步之内，必有芳草”，人们常用这一比喻来说明身边就有人才，但在实践中未必每个人都能深刻认识这个道理。

战国时，田饶侍奉鲁哀公，但是不被鲁哀公所赏识。田饶于是对鲁哀公说：“我将要离开君王，像鸿鹄一样南飞了”。鲁哀公说：“你的话是什么意思？”田饶说：“君子难道没有看过雄鸡吗？它头上戴着冠，那就是文宗：脚后附着利爪，那就是武器；敌人在前面，敢于和他们战斗，这就是勇敢的表现；见到食物，互相招呼，这是仁爱的表现；从夜晚等到天明，按时鸣叫，这是守信的表现。鸡虽然具备了这五种德行，但是君王还是每天把它煮了吃掉，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来源很近的缘故。鸿鹄一飞，就能达到千里，停在君王的田园和池塘里，吃池塘里的鱼鳌，琢田园里的菽粟。虽然它没有俱备文、武、勇、仁、信五种德行，但是君王还是看重它，那是因为它从远方来的缘故。所以我要离开君王，象鸿鹄一般高飞了。”鲁哀公说：“你留下来吧！我把你的话记载下来。”田饶说：“君王有贤臣都不能用，又何必把他的话记载下来呢？”终于离开鲁国，到燕国去。燕国任命他为宰相。经过三年，燕国的政治非常安定，国内没有强盗和小偷。鲁哀公知道后，深深地叹息，为了这件事，三个月没睡在床上，说：“不慎其前，而悔其后，何可复得？见刘向（见《新序·杂事第五》）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常犯鲁哀公式的毛病。往往抱着“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观念，不注重身边人才的培养和能力的挖掘。在他们眼里，“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媳妇”是人家的好，自己身边的人都是低能儿。这里边有两个客观的蔽障，一是由于久处，把身边人看得太“透”了，既看到长处，也看到不足，用起来总觉得美中不足。远来的“和尚”初来，比较有活力，也愿意拿出最高水平赢得信任，又由于新来特别谨慎，缺点一时还表现不出来，因而显得比“坐地户”高一筹。另一原因是熟视无睹，由于熟悉了，不愿去挖掘深层次的东西，停留在表面一般认识，不肯给其培养锻炼的机会，使身边人的潜能发挥不出来。主观原因就是领导者识别能力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或心胸狭窄，或求全责备，致使人才被埋没。

其实，“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三国和洽语）看人要全面综合地看，不要偏执一端。而且，对于人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问题。培养要敢于放开手使用，让其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改掉不足。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不要对人才急于下结论。不要因为有一点缺点，就放弃整个人，这样的话，去请“远来的和尚”也不会香。

“何代无人，特恨无识人者”。（明·李贽《初潭集序》）何地无人，特恨无识人者。我们不要让身边人抱有这样的遗憾。不要做“不慎其前，而悔其后”的事。鲁哀公“避寝三月”的自责精神倒值得敬佩，鲁哀公失臂田饶的事更值得借鉴。

“你是谁？”

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说：“只有一次把我窘得哑口无言。就是当一个人问我，‘你是谁？’的时候。《沙与沫》）这句话道理深蕴：一个人真正了解自己很难。

说自己不了解自己，似乎在情理上说不过去。除非傻瓜，谁不比别人更了解自己——自己的性格、爱好、才智、能力……但这不是对自己的真正认识，只是一种本能的反映一一如同照镜子一样。这种人只知道自己的特征，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只知道了解自己是一种需要，不知道认识自己还有目的。那就是：真正认识自己的人，不仅了解自己，还要把握自己。这种人，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看得一样清楚，而且善于弥补短处，发挥长处；这种人，知道自己的能力和特长，能够把自己放在适当的位置，选择适当的目标进取；这种人，自信心十足，一旦认准了的事情，就毫不犹豫地做到底，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获得成功；这种人，善于充分利用时间，因为他知道，把握不住现在的我，就会失掉将来的我;这种人，不断地完善着自己，他能够驾驭自己在任何有利或不利的条件下幸福地生活……古希腊阿波罗庙颁布的神论中有这样的告诫：“认识你自己”。我们也要问上一句：“你是谁？”你真正认识你自己吗？

为官与读书

陈政高在大连西岗区任区长时，该区是有40多万人口、800多家企业的大区，工作繁忙可想而知。但他善于忙中偷“闲”，坚持每周逛一次书店，每天至少静心读书一小时。他当区长四年多，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古今中外书籍，读了上百本，读书笔记足有五万字，资料卡片摘录近万张，他撰写了25万字的《治安百题》和20多万字的《区街工作论》。

可以说，陈政高是一个“读书种子”。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样“学者型”的人才是否太少了？那种“将军不看地图”一也即为政者不读书的现象是否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一个地区落后，一个民族素质低下，是否应该从文化层次和知识结构方面找一找原因。

“学者非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荀子》）纵观历史，哪一个有建树的为政者不是借助知识的力量修身、治国、平天下呢？

“刘项原来不读书”，汉高祖刘邦是个典型的无赖皇帝，他最瞧不起读书人，甚至往儒生的帽子里尿尿，但后来他都告诫他的儿子：“吾遭乱世，当秦禁书，同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这句成语说的就是读书使人进步的事。吕蒙是孙权手下的一员猛将，但缺少学问，孙权劝他：“卿当途掌事，不可不学！”吕蒙推说：“军中多务”，没有时间读书。孙权说：“我难道是要你研究儒家经典，去做博士吗？我只是要你去浏览群书，了解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你说事多，但谁会象我这样忙？我经常读书，自以为得到很多好处。”于是吕蒙开始读书。后来鲁肃过浔阳时和吕蒙谈话，大吃一惊说你今天的才干谋略，再不是从前的你了。”吕蒙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宋代的冠准，自小就通读《春秋》三传，十九岁时考中了进士，但当他拜相时，他的好友张咏还惋惜地说：“寇公是个奇才，只可惜学术不足。”规劝他要广学，冠准诚恳地接受了意见。

一位哲人说：“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通过读书获取知识，是对智力的最直接开发，是提高思想水平的最有效途径。避免了独自摸索而空耗时间和精力，避免了走弯路而可以直接“登堂人室”。同时，我们对生活的直接体验，由于自身经历的局限而显得狭小。通过阅读，我们获得了间接体验，从而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更广阔的领域。可以说，人类的每一进步，都来自于对知识阶梯的攀登。一个国家，只有追求知识的人越来越多，才能给她带来发展和繁荣。而作为先进阶层的从政者们，理应当首先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武装自己，以先进的思想和方法去创造，去进取，而不是把自己禁锢在经验主义的圈子里，以为仅凭一己经验就可以在所辖的天地里造一座金字塔。历史绝不会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这样的人。他们在浩瀚的人类知识面前显得太渺小，他们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里显得太软弱，无所适从。这样的为官者，只能是守摊者，不可能是拓荒人。

历史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只有充分做好准备的人，才能把握住机遇。只有那些掌握了更多知识的人，才最有竞争力。而那些连“地图”都懒得看的“将军”们，历史将如何选择你呢？

(陈政高现为辽宁省副省长兼沈阳市委书记）

保持读书人的本色

清人王国安初登科第，谒见大学士朱轼，朱轼告诫王国安说：“学人通籍（当官〉后，惟留得本来面目为难。”王国安终身背诵这句话，坚持读书人的清贫生活。即使后来当了大官，所用的衣食器物仍然不改旧有的。

朱轼的告诫是十分有深意的。读书人毕竟经过了知识的熏陶，应该有高出常人的思想境界，也即用知识的充实显现出的一种特有的本色。所要坚持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概言之，就是“安贫乐道”。安贫，并不是说追求贫困的生活，而是要保持一颗平淡的心，不为名利、地位和奢侈的生活所累，在平淡中实现美好的理想和追求。许多读书人在汲汲求知之时，大都能保持这朴实的本色。一旦走上仕途，当年的刻苦钻研精神，甘于淡泊品质，都被官场上的习气所取代。贪图享乐，追求安逸，几乎是这类人的通病，仿佛当初的奋斗就是为了今天的享受。久而久之，便俗气满身，成为官场小政客，而非学问之人。

读书人的“本来面目”是很可贵的，它保持一颗不受世俗污染的心，不受官场惰气腐蚀的灵魂。这种本色是执着的、率真的、勤勉的。使人生有活力、有动力。唯此，才把人生境界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唯此，社会才有一片净土，人类精神才有一片寄托；唯此，文化之流才能源源不断，科学事业才能发扬光大。如果说，在一个环境乃至一个社会，读书气氛很浓而不是铜臭气味袭人，那么，这必定是有利于人身心健康成长的清新环境，这个社会必定是进步社会。

读书人保持本色，就是以追求知识为己任，不玩物丧志。明朝人孙交，《明史》称他“清慎恬悫（清廉谨慎，恬淡诚实〉，始终如一。”在南京就职时，同僚因公事少又容易处理，空闲时间多，就一起谈天逗趣，饮酒或下棋取乐。只有孙交在一间屋子里读书不出。有人为此说他，他回答说：“对圣贤语，不愈乎宾客、妻妾乎？”也是明朝人李材，明纪宗嘉靖四十一年考取进士，授官刑部主事。他自认为学业未成，竟然请假回到故乡，遍访当地学者，同他们探讨疑难问题。（见《明史·李材传》）这种人，把求学看得比为官重要，能够找准自己的位置，认清自身价值取向，不留恋扭曲人生、压抑理性的环境，让人生过得更洒脱。

读书人保持本色，还要不被利益所引诱。清人张伯行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老氏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利也。”（《清史稿·张伯行传》）这里说，道德品质高的人懂得并追求道义，道德品质低的人只懂得并追求利益。老子学派贪图生存，佛家学派畏惧死亡，有志建功业的人献身名誉，这些都是在追求利益。读书人是一个很先进的阶层，应当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也就是读书做学问，不要抱着功利主义的目的。过去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就是功利主义的诱导。个人名誉利益掺杂其中，就失去了读书人的本色。宋人马伸说：“吾志在行道。以富贵为心，则为富贵所累，以妻子为念，则为妻子所夺，道不可行也。《宋史·马伸传》）读书人要有一颗清心，不要背太多的包褓，不要对世俗有太多的牵挂，才堪当行道的重任。

“透得名利观，方是小歇处”。追求名利外的高尚境界，这就是读书人的定位。

要读好书

读书也要有“精品”意识，这就是要读好书。

“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郭沫若语），只有真正的好书，才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书籍虽然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并不是每本书都是玲珑剔透的宝石，有的也瑕疵难掩。有这样一则故事：亚力山大国王正在与臣下读书，一位国王喜欢的车夫问：陛下，您读的书里都有什么？国王说：都是圣贤的话。车夫问：他们都死了吧！国王说：那当然。车夫说，那您读的都是糟粕呀？国王震怒了，训斥车夫说：你要是解释不清你说的话，就杀了你。车夫说：陛下息怒，我是根据经验看这件事的。国王都承认我是一个优秀的车夫，我知道对待马匹太宽容了马会偷懒，但太严厉了马也要伤了自尊心从而怠工。我能掌握好这个尺度却无法准确说明白，甚至连我的儿子都教不会。同样的道理，古人不也是带着他们最好的东西进了坟墓，只留下了糟粕吗？车夫的话是说，话语是不能完全达意的，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最好。每一位作家都想把最好东西留给读者，每一位作家又都有这样那样的遗憾。更何况还有一些蹩脚的作者充竽其间。因而他们留下的作品也就参差不齐。罗家伦先生把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智慧的，一类是无智慧的。智慧的书，是每字每句都如珠玉似的晶莹，斧凿般的犀锐，可以启发人的心灵，开辟人的思想，有时可以引申成一篇论文，或成一本专著。这就是英文中说的灿烂的书。无智慧的书则是材料堆积，“晦涩的书”。在著者是“博而寡约”，在读者是“劳而无功”。我们在阅读中也有这样的感觉：一部灿烂的书，令人爱不释手，往往“手之而惟恐其易尽，尽之但觉其可思。”而“晦塞的书”，则“开卷无几，辄思掩去，”有的甚至撇之如屐了。

许多先哲都得力于好书的滋润，博而不求其多，但求其精：

“太白不读非圣贤之书”。（李阳冰《李翰集序》）。韩愈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

元武宗认为：“大学衍义。治天下此一书足矣。”清人姜国林云：“《论语》终身味之不尽。”

粱实秋先生认为，读书就要读第一流的书，因而他选中了翻译莎士比亚的书，一本仇兆鳘《杜诗详注》，跟了他五十年。

那么，好书的标准是什么呢？

西方学者有“试金石”一说，认为以五十年为期，经过五十年而仍不失阅读价值的为佳作。这就是说，时间和人们的赏识力是最好的试金石。以此标准，许多流传下来的名著当然是我们的最佳选择。那么，以此为标准，是不是就忽略当代那些还未经时间选择的佳作呢？当然不是，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在大家的作品上。其实，好书的标准具体的话，也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有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对书也有各自不同的需求。每个人随着阅读的深人，随着识别力的增强，标准也当然随之提高。每个人的识别力都有这样的飞跃过程。只是有一点是必须保持的，那就是用自己的眼力去读书，你必然发现属于自己的“宝藏”。

郭沫若先生在一首诗中写到：一本有价值的书，算起来总是年轻的，读了这样的书，似乎也能够使人年轻。愿书籍给我们带来永远年轻的心，永远年轻的生活。

“读易书难”与“读难书易”

“读易书难”指两种现象。一种是有些人连最容易读的书都不去读，对求知毫无兴趣，把读书当作非常难的事。另一种指有些人读了较容易读的书，但不得要领，没能把握其中的精髓，这是一种浅尝辄止的读书。这种人往往刚及表象，就自以为懂了，不肯再费气力，结果对知识的了解总是肤浅的。曾国藩在给纪泽的信中就曾指出过这种现象：“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都是大病。若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愉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尔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好些人连“求明白”都做不到，也就无从谈个中滋味了。

“读难书易”，是说遇到最难懂的书，如果能深人进去，也变成很容易的事。宋朝有个叫蔡元定的人，是个“人读易书难，季通（指蔡元定）读难书易”的读书怪才。他“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究”。“义理洞见大原，下至图书、礼乐、制度，无不精妙。古书奇辞奥义，人所不能晓者，一过目辄解。”（见《宋史，蔡元定传》）连朱熹注疏《四书》、《易》时，遇到难题都要与他商量。他之所以这样善解难题，就是因为深人进去，能“义理洞见大原。”朱熹说过：“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识之。”如果人于理，就能，深人下去；如果隔膜理之外，知识对你来说永远是深奥不可知的。

这个“理”，可以说是书中最根本的东西。做到“读难书易”，必须抓住根本的东西，主题，脉络，或主要人物，或主要情节，或主要观点，抓住这些“本原”，就会收到顺源而流下，循根而舒其叶的效果。王守仁在《传习录》中说：“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人手，渐渐盈科而进。”“盈科而进”，就是循着一定的规律和方法，登堂而人室。

“读难书易”，还可以选择不同的点来突破。我们不妨学一学梁启超先生的读书方法：“读一遍，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也是最好的方法。”

读书能深人进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帮助记忆。清人梁章钜在《退庵随笔·读书法》中曾告诉我们练记忆用“精熟一部书”之诀。“不拘大书小书，能将这部烂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触悟他书。”达到“同类相感，无不通彻”的效果。能“精熟”，能“辨其是非高下”，当然是深人进去了。以这种熟读一本书为根基的方法，或可戒读书浮躁病。

“学者功夫，宁下而勿高，宁沉而不浮。”（明·胡居仁《居业学问录》）我们读书，要有一个起点，要有一种“锲子”精神深人进去，而不是浮在上面。如此读书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讲学习 着眼于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

同上个世纪相比，科技进步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世界的竞争已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也就是说，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它有别于以前的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持，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传统经济的新型经济。在这种新型经济中，谁占有知识，谁重视科技投人，谁就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表的《世界科学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贫富差距就是知识的差距。目前89%。以上的科研活动都集中在工业化国家，它们每年用于科研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而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例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10。日本用于研究发展的经费最多，平均每人每年700美元，美国600美元，欧共体每人300美元，而发展中国家有的人均只有0.22美元。可喜的是，我国政府逐年加大对“知识创新工程”的投资，这是加大对科技的有效投入，加快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重大举措。

知识经济的到来，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有人把机遇比作兔子，每个人都要做优秀猎手。当机遇来临时，你没有练就百发百中的本领，机遇就会稍纵即逝。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学习，更新观念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的创新、知识的组合、知识的使用、知识的管理来调整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的。一旦以知识作为人类发展的中心，整个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其结构、格局、规律、运行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生活方式必须随之改变。不加强学习，就会有被历史淘汰的危险。现在我们的一些干部不注重学习，连眼前的工作都很难胜任，更不用说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了。另则，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权力是一种挑战，也就是说，那种以行政发号施令的管理方式不足以显示权力的威严性，而更多地是应赋予权力以知识的内涵，才更有说服力和导向力。有一则事例很能说明知识与权力的抗争。英国温泽市政府大厅是建筑师克里托斯·雷恩于1869年设计的。大厅天花板只用一根大柱支撑。工程竣工后，政府权威人士担心不安全，责令雷恩多加几根支柱，雷恩照办了。300年过去了，人们发现，后加的四根支柱，实际并没有与天花板接触一一纯属虚设。在知识经济社会里，我们还做这样的“门外汉”吗？

不要“权令智昏”

很显然，“权令智昏”是从“利令智昏”衍化来的。其实，有了一种现象，就该用相应的词语来概括。

古时虽没有创造这个词，但对成功之后获得权力就头脑发热，容易走向反面的现象有过告诫。

唐太宗和魏征讨论“创业”“守业”孰难时，魏征认为，成功之后往往“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

《韩诗外传》中说：“官急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祸生于懈怠”。

“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这是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总结的。

“官久渐觉民命轻，耳熟宁闻冤号声。”明代钱澄之简直忿忿于那种“官久”视民命为儿戏的现象了。

清朝王豫说得更干脆：“成德每在困穷，败身多因得志。（见《蕉窗日记》）纵观历史现象，一个人在创业和走向成功之初，往往能严格地求己，恭谦地待人，冷静地处事，“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一旦有所成就，或久在一个权位上，有的人便渐渐产生“怠政”情绪，“望轻而法玩”，放松对自己的约束，滋生居功自大的心理，权势意识浓厚，自我意志膨胀，以至达到“权令智昏”的地步。所谓“权令智昏”就是权力独揽，唯我为是，为所欲为，“动目以指物，出气以使人，”甚至以权代民主，以权代法。这种人认为：反正我手中有权，凡事要围着我转。这种转，不是和社会利益、人民利益同轨转，而是围绕个人私利转，他们要在自己周围培养一种奴化、私化的风气。这种人身上没有一点“王道”，而独擅“霸道”。所谓“王道”，是仁世之风范。它能宽宏于人，泽被于广大众生。处事遵循公认的社会道德、法纪及人情标准。而“霸道”，则依靠权势，蛮横独断，居官自大，目无群众，听不进去批评，也听不进去好的建议，最后架空自己。一个人到了“权令智昏”的地步，便是走向衰亡。毛泽东曾说；“那种个人意见第一，一人称霸、独断专行，是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并说：“凡是取这种态度的人，总是要失败的。““权令智昏”比利令智昏更具有危害性。它可以借用手中权势把人心搞散，把单位搞糟，把事业断送。因此，对“权令智昏”者尤须给以警惕。孙中山先生曾向国人指出：必须由见识高远、才能卓绝、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深居高位而受到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

我们应谨记先哲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