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法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世观点，自古就有不同的争议。w在国外，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人治”，即“贤人政治”，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把政治权力和聪明才智完善地结合起来，把国家治理好。他认为实行“人治”后，正义的执行应当是不要法律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主张法治。他认为：第一，法律由众人制定，众人的判断总比个人的判断准确；第二，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这也就是我国古人说的：“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和乎人心而已”《慎子·逸文》。第三，法律具有稳定性。第四，法律具有明确性。

在我国，有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之争。儒家主张“人治”，“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而法家主张“法治”，认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法。“惟法为治”，“法者，国之权衡也。”而且提倡奉法守职，信赏必罚。“法废则人得肆其情”，“用法公平则人无怨。”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看到，追求民主，实行法治，是文明的标志，是历史的进步。在追求和完善法制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执法者的素质影响着法治的权威性和社会的稳定。执法者枉法，法律就是苍白无力的空文。不仅起不到稳定社会的目的，还会诱导助长社会不安定因素。“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慎子·逸文》。国外有“法律就象妓女”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现象。过去的开明皇帝也曾说“法者，非一人之法，而天下之法。”但一触及到本阶级集团的利益，统治者就要以权代法了。

真正的执法者，要一颗公心，两肩正气，时刻恪守“以法律为准绳”的信念。“吾心如秤，不为他人作短长。”这一点，宋代欧阳修父亲的敬业精神当值得学习。据《宋史·欧阳修传》记载：欧阳修幼年丧父，他母亲经常用他父亲的事迹对他进行教育。曾对他说：你父亲做官时，经常在夜里审理案卷，并且时常把正在审阅的案件撂下，叹起气来。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看不下去还叹气，他说：“这是判了死罪的案子，我从案卷中想给这个死囚找出一线生机。找来找去，却总是找不到。”欧阳修的父亲认为：“求是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就是让死者死得心服口服，没有一丝遗憾。有这种敬业精神，还会造成什么冤假错案吗？

执法中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执法不避亲。春秋时的腹朜就是这样的人。腹朜是墨家人，他恪守墨家的思想，奉公守法。一次，他儿子公然行凶杀人，秦惠王敬重腹朜的学识和人品，又怜惜他终生只有这一个儿子。就对腹朜说：“先生的年龄已经很大了，又只有这一个儿子，我已命司法官不杀他了。请先生在这件事上听我的话。”腹朜回答：“按墨家的规矩，杀人者应判死罪，这是天下的公理。大王虽为我的儿子开恩，但我不能不奉行墨家的规矩。”于是亲自杀了自己的儿子。这个故事虽然离我们很远，但其现实意义却离我们很近。尤其在人情溺心、关系网如织的环境中，更要提倡这种“法不遗爱”的精神。

“为治立其在我”。在执法中，执法人员的素质至关重要。从这一点说。当前造就一批高素质的执法人员队伍，比立法普法更迫切。

“三公”干部说

所谓“三公”干部，是群众的一种形象说法，他们要求农村基层干部都能具备象愚公、包公、济公那样的品质。

象愚公，就是要作风踏实，不搞虚夸，多办实事，任劳任怨地带领广大农民一步一个脚窝地致富；象包公，就是要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拉关系，不搞封建宗族网，时时事事以广大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象济公，就是要为群众多办好事，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三公”干部之说，反映了广大群众一种朴实的愿望。近几年来，农村政治思想教育比较薄弱，加之一些干部不注重思想修养，缺乏党性原则，致使一些地方的干群关系比较紧张。那里的干部往往是胸无大志，没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蓝图，甘当“维持会长”；或耿耿于一己私利，上来捞一把，很少考虑为大多数人谋福；或浮在上面，“说话三六九，行事风马牛”，和群众的关系是肝胆楚越；有的甚至大搞封建宗法家族网那一套，高高在上，大有“一人独占一江秋”之势。如此种种，怎能不和群众离心离德呢？

广大农村干部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言行如何，直接影响到党在农民中的威信。在这方面，广大农村干部应向全国劳动模范吕鸿宾学习。吕鸿宾在农村奉献几十年如一日，时刻不忘维护党的威信。他常说：“我做的事，只要让群众说共产党好，我就满意了”。他的话朴实而又深刻。如果我们的农村基层干部都有这样的思想水平和自觉性，何止是“三公”干部的形象呢？

要珍惜个人声誉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首诗告戒我们：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时要珍惜自己的声誉，不要因一时在思想上放松了自律而铸成过错，在个人历史上留下不好的声誉而抱憾终生。

声名和荣誉，是一个人能力和成就的体现，是实现了人生价值的一种标志。只要你不是浪得虚名，它都能证明你个人的实力，证明你为心中的美好理想奋斗过，证明你为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而社会给你以承认。在生活中，我们不提倡把追求个人声誉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但我们也不拒绝声誉，因为在一个进步的社会里，全社会都会脱帽向高尚的行为致敬的。要获得好的声誉，必须有正确的追求。正确追求的立足点就是为他，即把为社会谋事为人民谋福为己任，俄国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下过这样的结论：人类其实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为了自己，哪怕为了一丁点利益也不惜牺牲全世界的人；一种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牺牲自己性命的人。这里说的第一种人，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了为己上，凡事总是用吃亏与否来衡量，他们得到的是虚名浮利，只能遭到世人的鄙弃；后一种人，就是我们身边值得敬重的英雄们，孔繁森、李国安、徐虎……他们只求奉献，不求声誉，声誉却不期然而至。人们善于用很高的社会道德标准来赞颂那些乐于奉献的人，这是社会公正的选择，也是人民爱憎情感的体现。

有正确的追求，要不断抛弃虚妄的东西。无论是多高的荣誉，离开永恒的事业，都只不过是一现的昙花。而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给你生命带来活力时，才可以给你带来终身荣耀。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沙认为：唯有坚决放弃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这些虚幻无谓的东西而全力追求真理，才是人生活的真正目标。“抛弃这三种东西，则我所放弃的必定是真正的恶，而我所获得的必定是真正的善。”真正的善，必定是助动于社会，布泽于人民。

一个人得到了声誉，当倍加珍惜，珍惜声誉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如果一个人到了声名狼籍、千夫所指的地步，也就宣布他生命的终结。珍惜声誉，来不得半点矫饰，来不得半点虚伪。“君子置其身于光天化日之下，丑好在我，我无饰也；爱憎在人，我无与也。（明·吕坤《呻吟语》）在人的视野中是没有什么可以掩饰的，你不能把个人的意愿强加于人，让别人为你编织晕眼的花环。有的人可能蒙蔽一时，但蒙蔽不了永远；蒙蔽一部分，但蒙蔽不了全部。人们理性的判断会洞视到你的灵魂，你是光明磊落的人生抑或是扭曲的人生，必将昭然于天下。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诗经·小雅·鹤鸣》〉愿我们每个人有崇高，有善美，由此而带来的声誉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充实的一部分。

勤俭的美德不能丢

勤俭，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富庶、繁荣的法宝，也是一种社会道德标准，一种社会文明标志。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勤俭的美德。《左传》上说：“俭，德之共也。”意为节俭是最好的道德。宋代王安石以自身的治政体验谈到：“制俗以俭，其弊为奢。”意思是：以节俭来纠正民风，民风中最大的弊是奢侈。而象“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咏史》〉，“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伯庐《治家格言》〉等为人熟知的格言警句，更时时告诫我们不要忘记勤俭的美德。

历代有所作为的当政者都注意到以俭治国。唐太宗出巡山西，蒲州刺史赵元楷大肆铺张迎驾，唐太宗斥责他此举纯属“亡隋弊俗”，吓得赵元楷“数日不食而卒。”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更能以身行俭。洪武八年改造大内宫殿，他要求安全牢固即可，不追求华丽奇巧。他的“御床”很普通，与中产人家的卧榻差不多，每日早膳，也只用蔬菜。东晋大将军陶侃，对浪费现象更是深恶痛绝。他一次到郊外游赏，见一人手拿一把未成熟的稻穗，问道：“拔取这些东西干什么？”那人回答道：“在路上看见它，随便拔一把罢了。”陶侃听罢大怒道：“你不耕种土地也罢了，为什么反倒糟蹋人家的稻穗！”令人毫不客气地把他抓起来揍了一顿。由此可知，勤俭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勤俭从含义上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勤，二是俭。勤劳，是人类谋生的手段，也是创造物质财富最直接的方式，“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人类靠勤劳创造财富，从而奠定人们的生活基础，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进而安定人们的精神生活。勤劳也能培养一个民族坚韧不拔、奋发向上的精神。“勤”又离不开“俭”，俭能合理地、有效地使用勤劳所创造的财富，培养一个民族廉洁的风尚，保证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地发展。试想，一个民族只靠勤劳创造财富，而不靠节俭使用财富，任意挥霍浪费，那么，有多少财富也不会满足这种奢侈。这就是“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的道理，也正象曾国藩在家信中告诫家人那样：“大富大贵也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历史上西晋以大兴豪奢之风而亡国的教训是足令人心寒的。因而，我们决不能丢弃“勤”和“俭”这两个足以使人类延续的法宝。

勤俭这种美德在我们身上理应得到发扬光大。但现实生活中，有悖于这种美德的事令人吃惊。仅就报纸公布的事实是：花费数百万外汇进口的设备搁置不用，以致生锈；无数件商品堆在仓库无人认领；觚觥交错中，又吃喝掉了多少劳动果实……那种节省一粒粮、一滴油、一度电的精神已被人们淡忘，甚至被讥笑为是“吝啬”。挥霍浪费不被认为是可耻，反而被看作是富有的表现。这决不是开化，而是愚昧和倒退。照此下去，何谈民族的振兴和富强！

日本的经济很发达，但国民中还普遍存在着“危机意识”，这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些反思。我们的经济很不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应大力提倡勤俭的风尚。教育我们的每一代人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尊重他人的财富创造，使整个社会养成一种以勤俭为荣的美德！

“抬轿子”小议

“抬轿子”这个词，最早是用于赌场之中，串联一起欺骗他人钱财的人，称之为“抬轿子”，受骗的人被称为“坐轿子”。现在，在人际关系中，“抬轿子”一词仍有所指的具体对象，那些靠不正当手段建立人际关系，善于吹吹拍拍阿谀奉迎的人，就是很好的“轿夫”。

这种人，本没什么事业心，也缺乏工作能力，只能靠迎逢捧抬的手段，“拱默取容，以循一身之利。”（宋·包拯语）手段也有一些：或掩盖某人的缺点，夸大优点，貌似恭维之至；或惺惺于某些人的需求，奉以“实惠”，貌似关心之至；或唯“势利”行事，唯唯诺诺，貌似温顺之至。而上当者，总是那些爱虚荣的人，久而久之，忘乎所以，听不进逆耳忠言，容不进民主风气，和人民相隔绝。如果说赌场中“坐轿子”的人输掉钱财，现实生活中愿意“坐轿子”的人往往丢掉人格。

抬“轿子”的人，付出人格，往往什么手段都使得出，唐朝郭弘霸，以阿谀奉迎的手段为武则天做事，当上了御史，他的上司魏元忠生病，部下和同事都去看望，郭弘霸一个人最后去，主动请求看一看魏元忠的大小便，边看边用手指点来放在口里尝，以判断病的轻重，尝后很高兴地说：“味甜就坏了，现在味苦，没有多大问题了。”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但魏元忠还是很讨厌他的谄媚。

遇到愿意接受抬举的人，谄谀者往往还能得到好处。明朝朱元璋有一次微服出行，路遇彭友信，当时，正好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悬空，朱元璋随口吟道：“谁把青红线两条，和风和雨系天腰”？彭友信灵机一动，马上和到：“玉皇昨夜銮舆出，万里长空架彩桥。”拍得恰到好处，第二天便被封为布政史。

但是，遇到智者，抬轿子的人不会得到好的结果。三国时，孙权在阳羡县当县官，手下有个管帐薄的功曹叫周谷，为讨好孙权，不惜通过改帐目的手段，满足孙权爱花钱的需要。但孙权掌大权后，却对这位善于迎逢的人不委之以重任。可见，靠“抬轿子”很难赢得真正信任，也许能得到一时荣耀，但难保终身。还是靠真才实学，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价值。

“迂”辨

人们常称那些不合时俗的人为“迂”。社会关系学中也常用到这个词，那些不受赂贿、不以权谋私、不见利忘义的人，常被称为“迂”。

“迂”，书面语也称“迂阔”，实际是个似贬实褒的词，大意是识见深远，又与一些保守的消极的思想意识相抵的行为。迂，绕也；阔，远也。有“迂”，才能绕开“人情”的纠葛；有“阔”，才能别于凡俗的偏见。不耿耿于谋私利，不碌碌于关系网，以创造更多的民众利益为己任，这坦荡胸怀，磊落行为，当然有碍于一些搞不正之风的人，难免被这些人以“迂”称之了。

《能改斋漫录》曾记一事：“神宗尝问吕正献公晦书曰：‘司马光方直，其如迂阔何！’吕曰：‘孔子上圣，子路犹认之迂。孟轲大贤，时人谓之迂，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愿陛下更察之。”看来，虽圣人、贤人以及伟大的政治家也难免遭此讥弹。不过，这倒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伟人的优点。如果耿直、虑事深远，不和世俗同流合污便是“迂”的话，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迂者。

“赢者通吃”与决策失误

1962年12月，赫鲁晓夫以部长会议主席的身份，去中央展览馆参观抽象派作品展览。当他对作品横加指责时，画家恩斯特忍不住回敬一句：“你不是艺术家，也不懂美学，你对艺术一窃不通。”赫鲁晓夫反驳到：“当我是个矿工的时候我不懂，当我在提升的各个阶梯上的时候我不懂，我也不会懂。但是，我今天是部长会议主席，我是党的领袖，难道我还不懂吗？”

按着赫鲁晓夫的逻辑，一个人在普通人时不懂的东西随着职位的升迁，就自然而然地什么都懂了。这种认为能力和水平随着地位升迁而自然提高的看法，被称为“赢者通吃”现象。譬如你在某个科研领域取得了一项科研成果，你有可能被委派到某个行政单位去当领导，似乎一种成功就能代表所有的成功。在领导阶层，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连说出的话也都是真理。有些领导好犯“下车伊始”的毛病，到了不懂的领域，不懂的行业，也要表态或作指示，以显示领导的权威和领导存在的重要。殊不知，由于我们面对的是不熟悉的事情，又没作深人的调查研究，这样轻率地一出口，碰到喜欢按领导意图办事的领导，往往就会造成决策的失误。许多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不外两个：除了化公为私的腐败因素外，再就是不谙规律，把握不了事物本质而盲目拍板造成的，其教训是深刻的。

应该看到，领导干部随着职位的升迁，他接触事物的面更广了，处理复杂的事务更多了，获取信息的渠道更顺畅了，能力和水平必然相应地提高。但这并不等于你什么都懂，什么都行了。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改革开放环境，许多事物的未卜性、突发性、多变性使我们很难一时把握。据调查，县处以上干部具备科学判断形势能力的仅占41.9%，能够应对复杂局面能力的占64.7%。，足见我们领导干部的能力和现实需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另外，按客观规律办事，是我们办成事、办大事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还研究得不深不透，有些干部遇到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就束手无策，这都是能力不足的表现。

“赢者通吃”的现象，实际暴露了一些干部自卑的一面。本来是“内力”不足，为了撑住这官架子，于是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反倒露了馅。还不如虚下心，求教于智者能人，反倒不失为官风范。孔子的学生向他问农事的时候，孔子说，吾不如稼者。对于不懂的事，我们也不妨说：吾不如专家，吾不如学者！

有感于政府大院不设栅栏

中国一向是“官门深似海”，凡属官办之地，高墙壁垒，门卫凛然，百姓望而怯步，造成官民阻隔。这实属官衙遗风。封建社会，下级要见上级往往还要靠金钱打通“阍人”这一关，更不用说百姓见官了，这也遗留下来一种百姓不愿见官的心理。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在制度上消除了这种隔绝。但在一些机制不健全的地方，门难进、官难见现象依然存在。本来，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机构，“公仆们”和人民群众之间已形成一种“契约”关系（卢梭的这种“契约说”被马克思吸纳到自己的学说中）即人民用纳税钱雇你在那里为人民办事，你没有任何权力和理由来回绝人民的要求。道理就这么简单，哪有人肯花钱雇别人凌驾于自己头上呢（故“父母官”一说是对民主的亵渎）？思想家们早已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对契约的尊重是现代社会存在的根基。契约关系具备开放性、包容性、公正性、透明性和确定性的特点，这无疑有助于民主社会的规范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我们的“契约”观念远没有那样深人人心，但宗旨教育常在耳畔迴想，“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只有和百姓距离拉近，把心贴近百姓，象胡锦涛说的那样，把人民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

市政府大院不设栅栏，看上去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实则是一种开放的作风。既然是为人民办事的机构，何必要用一道屏藩，把官民隔绝得那样分明呢？据报载：被称为“改革书记”的山西省长冶市委书记吕日周上任后的一项改革举动就是拆除市政府围墙，建开放型广场，而且每个月有两三次在广场上举办政府和市民的对话。这当然是更深层意义上的“透明”了。其实，不设栅栏看似小事，恰恰展示了政府对自身形象的自信。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必须是政治上的公开，才能带来经济上的开放。

有感于“根据录音整理”

近阅几篇领导讲话，皆注明“根据录音整理”。

“根据录音整理”，就意味着事先未经秘书准备，领导即席发表的讲话。凡这类讲话，最能体现领导者的素质和水平。它要求领导者必须具备：其一，思维清晰。该讲几个问题，哪个部分是重点，一个问题在阐述时分几点，都必须有明确的思路，否则，就会犯表述不清，重复冗沓的毛病，给人的印象是，这个领导思维不清晰。其二，对讲话的环境、对象必须清楚。也即他们需要什么或应该让他们知道什么，这样才更有针对性，才能抓住听者的心理。这其实是要求领导者对自己分管的工作必须熟悉。既要充分了解下情，还要巧妙地和“上情”(领导意图或政策）结合。该引用哪些事例、数据来说明，做到心中有数。其中列举数据尤为重要。我们虽不能做到象温家宝总理那样具备“计算机”般的记数据能力，但对工作中的基本数据是必须掌握的。它体现一名领导干部严谨慎密的工作作风。其三，要具备简洁表达的能力。即席讲话最忌信口开河，漫无边际，不切主题。即席讲话都有准备不充分的心理，内容最好相对集中些。不要这也重要，那也重要。最宜用简洁的语言把问题点到即收。至于说某个问题具有非常的重要性，可用正式文件阐述。对讲话中涉及到的政策性强的事情，或前瞻性的预测，一时很难把握准，但又需透露一些信息给群众的，领导尤需慎言。信口开河而又把握不准，容易犯导向性错误。至于应酬式的讲话、套话式的讲话，最好不讲。不讲至少可保持一种“深沉”，讲了反倒影响威信。

即席讲话能力是领导干部综合能力的体现。我们的一些干部缺乏这一基本素质，有的领导连会议主持词、致酒词甚至述职报告都由秘书写，长此以往养成的依赖性，岂不连思维都要僵化。一名干部个人勤动手（哪怕写个提纲）对提高思维能力和综合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在逐步深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些地方出台了取消秘书（如四川省绵阳市）或减少秘书的举措。据悉：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发表的关于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的讲话就是一篇脱稿讲话。这无疑都是一缕缕清风，带来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新气象。

何不借此“清风”，抓住“即席讲话”的机会，弘扬领导者的个性，展现领导者的才华呢？

干部交流好

几年来，我们和外省市及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干部交流。我们交流干部的目的，是增加干部队伍的活力，使我们的事业生机勃勃。

干部交流，有如下好处：

一是打破“人情网”。清人顾炎武曾说：“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久也，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必然由于种种关系，形成“人情网”，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必然受到这“人情网”的掣肘。常常因为是老上级、老部下，或老朋友，或亲属关系，本来在原则上是不应该办的事，却不得已而为之，有的甚至走向违法违纪，给工作带来不便甚至损失。交流到新的岗位，就可以直接避开这种“人情网”；二是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多了解一些情况。(邓小平语)交流后，接触不同岗位的特点，联系不同层次的群众，能使自己开阔视野，丰富经验，增长才干；三是改变思维定势，有利于开拓进取。一个人长久在一个部门工作，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思考或处理问题总是囿于经验的条件，习惯按老八板去做，工作面不能放开。交流后，新的环境、新的问题会促使其改变思维定势，促使其开拓进取；四是避免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一个人久处一地，往往以为人熟情况熟，不注重调查，不深入基层，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高高在上，养成官僚主义作风。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接触新的工作面，可以迫使自己深入下去；五是减少惰力，增进活力。一个人新任一职，会促使其增加工作热情，焕发能力，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去工作。

如此好处，足以说明干部交流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有效措施，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它，把这种做法坚持下去，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麻风病”说

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一种“玩物丧志”的潜流销蚀着民族的意志。其中犹以“麻风”为甚，以至于有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亿人做工两亿人吃，三亿人站桩练气功，四亿人烧香拜菩萨，五亿人围着方桌砌长城。”

胡适先生是深谙我们民族的这种劣性的。他于1914年第一次到美国时，发现各地俱乐部里都有中国的麻将，他为中国的“国粹”在那里安了家颇引以为自豪。

1927年他再度游历西方各国，却发现麻将已很少有人问津了。他冥思苦想找到了答案：一个先进的民族不会沉溺在玩乐之中的。他算了一笔帐：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每天至少有一百万副麻将牌在操作，就算每桌只打八圈，以每圈半小时计，就要消耗掉四百万小时，相当于损失掉五百年的光阴。他由此评价说：“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有长进的民族肯这样荒时废业的？麻将只能是爱闲荡、不珍惜时间民族的专利品！”

胡适先生没有想到，在他客死他乡后的今天，他的话在他的故乡仍有强烈的针砭作用。君不见，婚丧嫁娶之机、节假喜聚之时，甚至工作之中也敢忙里“偷”闲战上一番，且老少皆上阵。这种“麻风病”不仅荒废了时光，消磨了精力，也引起贪污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据不完全统计，仅1991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获赌博案件30余万起，查处一百多万人，比1990年同期上升了20%和27%。有多少家庭因染上“麻风病”而导致家庭破裂。难怪清人尤侗这样写诗来斥责赌博：“天下之恶莫过于赌;势如劫盗，示如贪贾。”

赌博之风盛行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历代统治者都把它列在禁绝之列。早在战国时的《法经》中就规定：士民赌博者处以罚金三千；太子赌博，处以笞刑三十。明朝规定：凡赌博者断手腕。《大明律》还规定：官吏赌博，加一等治罪；凡是造赌具的，要杖一百流放二千里，设赌场的，初犯杖一百徙三年，再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倡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对赌博之风尤要根绝。只要措施得力，雷厉风行，赌博这一痼疾一定会得到根除。

一面光鉴千古的镜子

——读邓颖超遗嘱

一个伟大的战士离去了！一种不朽的精神留下了！一封挚诚的信，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光明磊落一生的写照，无私奉献精神的缩影。当邓颖超同志穿着沐浴了三十年风雨、打着补钉的衣服化作清烟，升入宇宙又扑回祖国怀抱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冲击波，震撼人们的感情，净化人们的心灵，使人们的思想得以升华。

她，更让人们去深深地思索……

(一）

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镜子。

人固有一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一个人用自己的行动赋予生以各种意义，也要经受死的考验。一个在庄严的党旗下举过拳头的人，面对死神将至，对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是对党性、共产主义信念、唯物主义思想的最后考验。邓颖超同志正是以“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的遗言，登上了共产主义者生前一无所有，死后一无所求至善至美的生命峰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杰出战士。

这面镜子，应该使一些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感到羞愧。

(二）

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镜子。

“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句平常的话包容着深邃的内涵。这句话，每个共产党员只能用实践掂量出它的份量。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深知这“无限”的含意，并能终身去实践。”无限”，就是不讲任何条件，不计任何私利，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为人民做点什么，让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党的关怀，党的力量。邓颖超同志正是以为人民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圆满地回答了这个课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揩模。

这面镜子，应该让那些以权谋私、高高在上，眼中没有人民的“公仆”显得无地自容。

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如何对待公私利益的镜子。

“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在物质待遇和名誉面前，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质。有的人一生都在苦苦追逐，而邓颖超同志却把这些都让出了！她带着充实的精神两袖清风而去，她的形象却为万世所景仰。

这面镜子，应该使那些不择手段地化公为私和追名逐利的人感到可悲。

(四）

这是一面镜子，一面共产党人如何对待子女亲属关系的镜子。

他们没有子女，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但他们有亲属，更有人之常情。这情，总是服从于革命利益。解放初期，一次周恩来路过家乡，他真想回去看一眼阔别多年的家乡和亲人，但他压下了这思乡之情。事后他含着眼泪回忆说：“不回家的原因是怕地方政府迎送招待带来不好的影响，也是怕亲属借自己的声望向政府提要求给地方政府带来难题。”他们在这方面，从来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他们一生，从来未用手中权力为亲属谋取点什么。“一贯执行”，这对端正党风何等重要。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发自心灵的呼唤！

这面镜子，应该让那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卑贱！

(五）

诗人臧克家说：有人活着，但他已经死去；有人死去，但他还活着。是的，有人活着，但他为了个人利益活着，活得一文不值，人民自然唾弃他；有人死去了，但他为人民利益而活过，人民将在心中为他筑起不朽的丰碑！

邓颖超同志离去了！她的骨灰撒在中华大地，她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她的遗嘱，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是一面光鉴千古的镜子，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用这面镜子透视一下自己，做出最好的抉择，在人民的心中写下光辉的一笔吧！

廉洁——执政党的生命线

——廉政漫说之一

廉政这个词含意很广，具有方正、清白、高洁、公平、不苟、明察等意思。廉政，在任何国家里，都是对执政党和公务员的起码要求，是一个公务人员优秀本质的主要方面和必备条件，也是一个执政党能否赢得人民群众信赖拥护的主耍因素。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是一切为了人民。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时时处处维护人民的利益。而不廉洁行为，恰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因此，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人民群众往往用廉洁去衡量一个政党是否值得信赖。廉洁，就赢得人心；腐败，就会失去民心。一九四九年，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司令们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是廉洁，以及廉洁换取的民心。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正是靠廉洁赢得人民拥护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更应保持这种廉洁品质。

不容忽视的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党内出现了腐败现象。尽管我们党的发展史上，党内也曾出现过腐败的蛀虫，但和现在的腐败问题比较起来，现实中的腐败显得更复杂些，更严重些，危害更大些。有人估计，建国以来在多种运动中因腐败落马的不少干2000万人。腐败现象，一是削弱党的战斗力；二是干扰和破坏改革开放的进行，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三是影响杜会风气，破坏社会安定团结。

产生消极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一些党员干部不注重思想作风修养，他们只是在组织上人了党，思想上根本没有入党，他们迈进党的大门，不是为了为人民做更多的奉献，而是为了捞取私利，“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宋·李格非语）；二是一些人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改革开放，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邓小平语）改革开放，我们面对的窗口很复杂，面对资产阶级思想、生活方式的侵蚀和和平演变的攻势，一些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把商品交易的原则带到党内，追求的是金钱物资，贪图的是奢侈享受，身边没有，就借助手中的权力去捞取。最终成为贪婪的“殉钱者”。

贪婪的思想和权力结合最容易产生腐败。贪者，有权的必以权谋私。因此，应特别警惕手中有权人的思想腐败变质问题。对执政党来说，必须保证手中握有权力的人的廉洁，必须同贪污腐化现象做不懈的斗争，清除腐败分子，以保证组织的纯洁，使党以旺盛的战斗力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否则，将一事无成。一位知名人士这样说过：“一个国家，腐败不除，无以立国；一个政党，不能清廉，无以立信；一个人，不能严于律己，就无以立德立行。”这是很深刻的警世之言。我们如果任腐败发展，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甚至导致执政党生命的终结。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

——廉政漫说之二

同样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有的人经不起考验，走向腐化堕落。大多数人都能保持廉洁的本色，这涉及到人的思想修养问题。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最容易受到腐蚀，所谓“空穴来风”就是这个道理。也正如苏轼所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加强自身修养，增强防腐防变能力。

首先要加强思想修养。要树立立党为公，立民为本的思想，要摆正党、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摆正公与私、义与利、为己与为他的关系。“无私然后能至公”。（隋·王通语〉要讲奉献，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做到约己而受民，临财而不贪。要在心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到“心中有主”，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为名利所动，都能“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