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市青年路中心有一棵树，一棵百岁高龄的桃树。

2000年10月2日，一个少妇把一个4岁的小男孩从自行车后座上抱下来，她对小男孩说：“旺旺，你在这棵树下等妈妈，妈妈去厕所，马上回来。”

小男孩坐在树下的石头护栏上说：“好的。”

10分钟后，少妇回来了，小男孩却不见了。少妇脸色煞白，站在树下询问过路的人，半小时后，惊慌失措的家人纷纷赶到，他们报了警，拿着孩子的照片去附近的路口以及车站和码头询问。警察在调查中得知小男孩被一个女人带走了，少妇听到这消息就瘫软在地上，围观的群众把她扶起，有的好心人建议她去写寻人启事贴在街头。过了一会儿，少妇在众目睽睽之下脱掉衬衣，咬破手指，用自己的血在衣服上写下一份寻人启事，挂在了树上。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只戴着乳罩的女人，终于号啕大哭起来。她像疯子一样坐在地上攥着拳头，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喊，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痛使她的声音变调，她说出的话更加凄惨骇人，那段话足以让每一个母亲落泪：

“我的儿子丢了，哎呀，我该怎么说呢，老天爷，没了，是个女人拐走的，人家说看见了。我给人家磕头，磕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求求你了呀。哎呀，刮大风啦，天冷了，我的儿子还只穿着一件小夹克。旺旺，你到底在哪儿啊，我能听见你的声音，你哭，你笑，喊我妈妈。我的儿子呀，被人贩子抱走了。人贩子，我吐唾沫，该千刀万剐下地狱的人贩子。一个女人，偷人家孩子，我剥你的皮，抽你的筋，喝你的血，剁你的手指头，你真该死！该死！该死！那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呀，他只有4岁。不不不，我说错话了，你大慈大悲，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好不好？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你也是个女人啊，抱人家小孩子，还有良心吗？你要把孩子卖钱，我愿意出十倍的钱，一百倍的钱，把我的孩子买回来。告诉我，我的旺旺在哪儿，我愿意在地上爬，我要爬到孩子身边。我愿意卖房子，贷款，钱全部给你，只求你别伤害孩子，别要孩子身上的器官。求求你了，你这万恶的女人，你会下地狱，下地狱……”

第二天，她又站在树下，神情呆滞，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一连几天，路过的人都看到一个女人对着树自言自语，她像一个苍白、呆滞、阴森的幽灵。有时，推着平板车卖核桃糕的人从她面前走过，她就会发出一连串恶毒的咒骂，但是因为嗓子嘶哑，谁也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她已经疯了。

半个月以后，在华城火车站广场，一个老乞丐用铁链牵着一个小男孩乞讨，小男孩卷着裤脚，腿上有三个触目惊心的烂疮，苍蝇绕着他嗡嗡乱飞。

半个月前，这个小男孩还在幼儿园，他所有的本事就是唱几首歌，背几个数字，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他和所有孩子一样，有着像苹果一样的小脸和像小鸟一样的嗓音，用小铲子在地上挖一个坑，发现一只蚯蚓就会高兴地跑去告诉妈妈，喋喋不休，对着妈妈的耳朵兴奋地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然后他所做的就是抱着玩具熊在沙发上睡着。醒了，却不想吃饭，尽管他只有4岁，但是他会抬着小脸很认真地说，妈妈，我都十几年没有吃过冰激凌了。他有他的小火车，有飞机和jūn_duì，他统治着天上所有的星星以及地上所有的花朵，也就是说，统治着幸福和快乐。

当一个孩子和一只狗融为一体，同时在你面前活动，本应该戴着项链的脖子却系着铁链，眼窝深陷，他的目光已经由惊恐变成了呆滞，他不说话，不再笑，甚至不敢哭，他就那样跪着乞讨；当这个面黄肌瘦、骨瘦如柴、满身尘土、衣服破烂、蓬头垢面的孩子，就这样猝不及防出现在你的视线里——即使是在阳光之下，这个孩子告诉我们的是：黑暗是存在的。

一个儿童跪在地上，陈述的是全人类的罪恶。

根据公安部报告，2004年，共破获拐卖儿童案1975起，解救拐卖儿童3488人。这仅仅是破案的数据，是冰山一角，在海水之下还有更多不为人所知的内容。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比一个妈妈失去自己的孩子更加残酷。人贩子拐卖一个孩子，就等于毁灭了三四个家庭，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从此精神失常，多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从此一病不起？

我国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罪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侦一号大案主犯白宝山因为盗窃几件衣服就被判了四年徒刑；马清秀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马清秀涉案金额达931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量刑是五年)。

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现行法律的天平是否倾斜了呢？

天平的两端，有时是否过轻有时是否过重呢？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对每一双光着的脚提出疑问，为什么没有鞋子？只需要从衣衫褴褛的洞里深入细察一下，就会发现一个苦难的世界。

我们应该正视这些，因为这正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那个人贩子，那个女人就是古丽。

库班锒铛入狱之后，古丽就带着巴郎四处流浪。她想过工作，可是没有找到工作，她想去监狱看看库班，但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她也参与了贩毒和盗窃银行。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怀念家乡的葡萄架和棉花地，想念从前的平淡生活。最终她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这个心如蛇蝎的女人把自己的儿子卖给了山西的一户农民。

当时，古丽拿着钱，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的时候，放了个屁，她咯咯地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她返回那户人家，老实巴交的买主——那个家徒四壁的农民——问她怎么又回来了。她说：“舍不得孩子，我再和孩子说几句话。”她把巴郎搂在怀里，在他耳边悄悄说：“十天之后，你从他家偷偷跑出来，我在村口的那大槐树下等你，我再把你接走，记住了吗？”

巴郎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这种使人人财两空的把戏她只玩过三次。第二次，她把巴郎卖到了贵州，几天后她带着巴郎逃跑的时候，一整个村子的人都打着火把在后面追她。第三次，她把巴郎卖给了华城的一个老汉，老汉叫阿帕尔，乞讨为生。

这里要简单说明一下，在华城、深圳等发达城市，都有一大批职业乞丐，以深圳、上海宾馆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乞丐为例，几位来自河南的叫花子只要看到交通灯变成红灯，就会喊一声：“灯红啦，快上！狠要，灯一绿就没有啦！”他们向等候红灯的车辆不停作揖讨钱，他们每个人一天的收入在70元左右，一月2000元。这个数字对农民来说是很诱人的，所以不断地有人加入这个群体，有的一家几口人共同出来乞讨，甚至有一整个村子的村民结队乞讨。

阿帕尔就是一个职业乞丐。

最初他拄着一根木棍，端着破茶缸，走街串巷，收入甚微。后来他从家乡带来一个残疾儿童，一个嘴歪眼斜流口水的女婴，每天就是坐在幼儿园门口。幼儿园门口确实是最佳乞讨的所在，接送孩子的家长很容易将对自己孩子的爱转化成对这“爷孙俩”的同情。

1999年，也就是菊花一元硬币发行的那一年，阿帕尔每个月都要去银行兑换两箱子硬币。一箱子一元的，崭新锃亮，每一枚硬币上都有一朵菊花；一箱子五毛的，黄灿灿的，散发着金子似的光芒。

2000年4月，他的摇钱树——病婴死掉了。9月下旬，古丽将巴郎以4000元价格卖给了他，他对巴郎感到失望，因为巴郎太健康了，年龄也有点大，他向古丽表示愿意出高价买一个4岁以下的孩子。10月6日，古丽将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带来了。

在阿帕尔的住所，华城天河区的一个出租屋里，他和古丽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阿帕尔摇着头说：“这孩子我不能收。”

古丽问：“为什么？”

阿帕尔说：“他穿得太干净了，你看看，这衣服，这鞋子，这胳膊和手都太嫩了，你从哪儿偷来的？孩子父母还不找疯了，他们会找上来的，会打死我。”

古丽两手做一个掰东西的手势：“你可以弄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