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0年2月16日，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兼特务股股长约克，在离开愚园路的住宅时，遭到两名华人的枪击。他开枪回击，并将他们赶跑了。
企图行剌约克的事件，发生在工部局警务处将60多名涉嫌被收买的警察停职之后的第一天。
由于约克在负责调査这宗收买案，而在法租界警务处任同样职务的布朗谢中尉在三周前险些被极司非尔路76号的杀手刺杀，所以其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清楚。
正如总领事乔治向英国大使解释的那样：
“位于极司非尔路76号的南京“政府”警政部的上海局，似乎正决定收买法租界与工部局的警察。其显而易见的目的，是引诱这两支由西人控制的警察部队的成员在租界被真正“收复”之前，将辖区内的，‘值勤”权完全转让给隶属于警政部上海局的特工组。”
作为补偿，西方警察部队的成员被允诺在租界“收复“之后仍能就业。并且，如果他们因其政治活动被西方警察当局发现而遭解雇，则可获得必需的救济。
负责这种收买的人是极司非尔路76号的第四处处长潘志杰，此前的九年中，他一直在工部局警务处的特别巡捕队任职。
潘志杰，亦名潘达、潘，。据说这位特许会计师以每月20和60元的报酬，收买了工部局警务处和法租界警察中的400名巡捕和60名探员。潘志杰被市政府任命为伪政权设想建立的沪西特警队队长。
不管是否收买警察，避免在“双十”节辛亥革命纪念日局势失去控制，却仍是租界警方关注的问题。很自然地，双方都希望自己成为这一民族日的主角。
因此，究竟悬挂亲汪伪旗帜，还是亲重庆旗帜的问题便变得特别敏感。鉴于最近恐怖事件上升，包括日人经营的一家纺织公司高级官员的被刺，工部局警务处釆取了非常严密的防范措施。
1940年2月20日下午6时，特务股动员起来，而日本当局则警告日籍居民，在整个紧急时期内待在苏州河以北。
半夜，除了主要通道外，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锁。20日清晨5时，公共租界的南界和西界都设置了路障，十字路口设置了搜査恐怖分子的哨口。所有的车辆与行人都得服从检査。
诸多城防部队都在桥头设立岗哨，对日本的工厂及租界里的厂区实施特别保护。
这些预防措施似乎起了作用，尽管仍有预料中的标语和旗帜战，但伪政权一方在此战中占了绝对优势。书有亲汪和反共标语的纸旗被贴在公共汽车、电线杆和电车上。
反共青年团散发着亲汪的传单。在歹土，极司非尔路76号外搭建了一个竹牌楼，悬挂着饰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小三角形的青天红地国旗。
在南市，地方当局举行了一次会议，各种官方机构的代表和80名小学生岀席并聆听了颂扬日本、痛斥常凯申的演说。
与此相反，中国的忠诚拥护者们则仅仅在西摩路沿街墙上和南京路中百公司附近张贴了少量反日标语，以及秘密地散发了一叠反汪未经的小册子。
公共租界内工部局警务处控制极严，以至若想在公开场合反对日本和伪政权，就是十足的愚勇。
因此，剩下的唯一手段，就是求助于恐怖活动。1一个清晨，傅小庵市长的厨师躲开了保镖们的注意，用切肉刀猛砍睡梦中的傅小庵的脸、头，致其死亡。厨师名叫朱升源，为傅筱庵工作了12年，却被戴利秘密招募了。
傅小庵市长的被刺，“使汪未经阵营中的两派为了控制上海地区的不正当行业的税收而进行了殊死搏斗”。希望填补前市长空缺的两个竞争者乃是陈私博与周呼海。
汪未经派遣周呼海前赴上海试探虚实，但是国内外对于他出任市长一事都反应冷淡，于是这个职位只得归属于陈私博。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乃是土肥原将军的特务机关的反应。
这期间，热情支持周呼海出任市长的袁志安在南京被刺。随后，周呼海的另一位支持者林泽川在上海遇刺，这都暗示了日本帝国jūn_duì参谋总部支持陈私博岀任市长。
陈私博出任上海市长后，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声称他决心肃清其辖区。
他就职宣誓时便对此作岀承诺，并在数周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强调，又在致辞中重申誓言。在债务到期，犯罪率按惯例上升之际，作岀这样的承诺便显得过于轻率。
在这一星期内，星期一，歹土发生了一件特别残忍的谋杀案。下午1点20分，公益纱厂的英籍雇员姆正在白利南路邮局买邮票。当时有三个武装男子走了进来。其中一人站在门口望风，其他两人便与姆及另一名俄国女子搭话，用不连贯的英语要他们交出钱财和貴重物品。
姆口袋里只有一美元多点，但是他冲动地推开了此人，喊叫邮局职员打电话报警。此时，抢劫俄国妇女的凶徒转过身来，镇静地向姆背部开了枪。
这伙劫匪离开邮局后，邮局职员便打电话召来了上海救火队，他们在1点25分抵达。但是，当救护车开到医院时，姆已经去世。而这类事件不仅仅发生在歹土，如奥克斯报道的那样：
在上海的其他地区，至少是在名义上国际共用的地区，小车内的乘客被手枪抵住，索要假驾照的费用，公共汽车由既未获允准又未受过训练的司机驾驶。上海变成了这样一个城市：往往在星期六发现人行道上有具死尸，到了星期一却还在那儿。
全城的绑架案数量急遽增多。警方逮捕了拥有男女131人的团伙，他们在两年之内就聚敛了1千万元。“他们的勾当，从拐骗儿童，运至广州出售，到绑架富裕而自得其乐的商人与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