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曾高度评价刘俊此诏，解决了三代秦汉以来诸侯官吏恃权专杀不能革除的问题，称赞孝武帝此举“法乃永利而极乎善”。

又在大明三年下诏说道：“廷尉对于远近疑案，本应作判决，但一遇到疑难案子，动辄要过很长时间，百姓为此困苦，官吏乘机徇私情。从今日起，犯人押到，卷宗文书送到了就通报，我要仔细审理，不积压案件。如果文案繁杂，证据不足，必须亲自审查，以弄清真相。从今以后依旧听诉讼”；大明七年，诏令重申“简约法律，要考虑到有利于百姓”。

而在政区方面，刘俊通过改置州镇的办法削弱地方势力，他即位初，将扬州分为扬州及东扬州二州；将东晋以来废置不常的湘州最后稳定地设立起来，分统原荆州所统长沙等八郡；后又分荆州、湘州、江州、豫州共八郡置郢州，横跨数州之间；东晋以来，雍州侨置于荆州之内，无实际统治区域，宋文帝曾分荆州襄阳等五郡归雍州统辖，治襄阳，刘骏又进一步分荆州郡县充实雍州无实土的侨郡县，使雍州重镇形成，荆州因此再也不能发挥其昔日威胁建康朝政的影响，以至宋末沈攸之起兵失败之后，“江陵素畏襄阳人”的局面已大致形成。此外孝武帝还通过委任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士人担任州镇军府掌管文书的典签，使其往来于朝廷与州府之间，让他们负责传递州镇各项要务上报给中央审核，同时负责监督，传达中央命令和辅助地方州镇长官处理事务，并拥有随时将情况直接报告朝廷的权力，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

而官制方面，鉴于魏晋以来，由于朝政官僚皆为士家大族所垄断，负有“掌督司百僚”职责的御史中丞之职始终不受重视，几乎沦为摆设。宋孝武帝为此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以提高和恢复御史中丞的地位，加强对吏治的整顿。同时，他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卫，设置二吏部尚书，取消五兵尚书，将人才官员的铨选大权彻底收归皇帝手中。禁卫武官制度方面，孝武帝创立直閤将军制度。

此外，刘俊还复置了魏晋以来不设的卫尉武官制度，同时还复置了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武卫将军、武骑常侍，大大强化中央禁卫军权，被南朝各代所延续，其中有些禁卫武官制度虽然从名称上是复置，但其和汉魏所设的禁卫武官已是完全不同属性的官职。

魏晋以来郡县官多为士家大族把持，而且一任六年，时间很长，不仅加剧了官员分配的紧张，而且往往导致一些大族得以在地方不断壮大和扶持势力，自东晋中后期以来郡县官六年制事实上也已名存实亡，多数官员任期已达不到六年。

刘俊对此进行改革，从制度上予以调整和承认，取消郡县官任免的入仕年限的门槛并缩短其任期，将郡县官的一任六年改为三年，此后的齐梁陈更是把郡县官的任期进一步缩减。同时，孝武帝开始以制局监掌控禁卫军权。制局监原是南朝领军将军的下属机构，多以寒门武人充任。但自孝武帝孝建年间始“制局用事，与领军分权，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领军垂拱而已”。这从制度上，进一步加强了皇权对jūn_duì的直接控制。（本章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