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郑经书》不仅仅是督促郑经早日归降的宣言，更是简体字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时代。它的全文都是以简体字书写，开创了中国文字的一个新历史。之所以在如此重要的文书中大胆使用简体字，是周士相深思熟虑的结果，目的便是借此推行简体字。

在广东时，周士相就在军中开展识字运动，各级安军使除了担任“政委”这个角sè，同时也担任教书先生的角sè。但是，“识字运动”的效果并不好，几年下来，全军也不过才培训了四五万掌握千字数量的军士。效率低下的原因一方面是太平军时刻都在征战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教习士兵；另一方面却是因为繁体字太过难，士兵们对习文字有相当大的抵触心理。用瞎子李的话，宁可死后不认字，也不愿生前活受罪。

繁体字确是难，这一点周士相深有体会。和他前世所的简体字相比，繁体字的笔画太多，难以熟记。如果是自蒙生起步便开始习繁体字，随着年龄增长，倒也掌握容易。可军中开展的识字运动的主要对象都是已经成年的大字不识粗汉，让他们放下刀枪，一笔一划的去繁体字，就有些qiáng人所难了。

笔画少的简体字无疑能让士兵们更能接受，从前需要十几二三十笔才能写完的一个字，现在不过廖廖数笔就能写出，仅就教而言，肯定比繁体字有着很大的先进性。并且简化汉字并非周士相心血来cháo首创，而是由来已久，自汉字出现之日起，历朝历代就不断尝试过简化字体，从甲骨文、金文变至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等。楷书到隋唐时期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之为“俗体字”。千年以来，汉字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很多时候简繁互补，现在的明朝文字中其实就有不少周士相熟知的简体字。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简化过程进一步加快，并且正式定型，从而提高识字率，普及教育。

繁体字和简体字相比，观感肯定要qiáng，但是不管怎么看，繁体字都好像是一个工具，一个被特定阶层掌握的工具。这个阶层周士相认为就是士绅阶层。字体越是繁琐，则就越不容易。读书人自小开始，肯定能够慢慢掌握，而普通人去，则观如天书，大部分很难掌握。

留守广东大士、两广总督宋襄公曾按照周士相给出的简体字表办了一个字班，挑了一百名大字不识的士兵分成两组，一组习繁体字，一组习简体字，最后的结果是习繁体字的那一组能够合格的只有8人，而简体字那一组却有43人合格。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先生，同样的教办法，结果却大大不同。

宋襄公当时就断言周士相给的这份简体字表会让大明的千千万万人都能甩脱周所言的“文盲”身份，要是能将简体字正式推行全国，在各省各府各州县，各乡村办普及，用不了多久，天下的百姓就通通都会成为“读书人”。

会写字，会看书，在周士相的前世，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根本算不得一个事。那个时代，不识字才是笑话。而在这个时代，“知书达理”却是极少数人的特权，是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做成的事。

朝廷的政令，官府的榜文，要让百姓们都知道，就必须让百姓都认字。要不然，大字不识的百姓仍只能被掌握“文字”的士绅玩弄于鼓掌之中。

推行简体字，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是关系大明王朝，关系汉人能不能长治久安，领先世界的大事，也是周士相能够推行并实现的一件大事。

蒸汽机、铁甲舰、坦克大炮机关枪，这些都是好东西，可怎么造出来，周士相不会，他只能给这个时代的匠人们提供构思和理念。但怎么写出简单流利的文字，他会，并且能够马上搞出来。

文字的本质就是传播的媒介，这个媒介越简单越好，简单才利于推广。脱离了文字的本质衍生出的一切，归根结底不过是文人士大夫们的鬼把戏。

当然，文人们喜好书法，这个周士相无意干涉，但他决计不会再允许朝廷的公文中有什么书法的出现，端正字体便可。如草书那种让人看着根本不知道什么写的什么玩意的所谓书法，还是趁早扫入垃圾堆，免得后人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