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姑娘！”只要看到诺玛从窗前经过，看到她破旧的外套和脚下一双男人的大鞋子，妈妈便总要这么感慨。她们是高中同学，诺玛曾是班里的尖子生，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发过言。她那时很用功，也很乖巧，现在也一样。酒不是她的，她只是爱吃冰淇淋，酒是她丈夫的。她丈夫是兽医，从战场上回来，跛得很厉害。

总是仔细观察大人让我挺早熟的，或者说，有时我会很明显的”与众不同”，要么就是”这孩子有点怪怪的”。1959年7月的时候，我搬去和奶奶住，她一眼便看出来了。当然，她开始只说了些表面的事，比如说我皮包骨头、弱不禁风。但她还有点尖酸地说，我有个坏习惯，总是用眼睛盯着她，还说我是个长了一双大耳朵的”小茶壶”，她从没见过这么爱偷听大人话的孩子。

我之所以要住到奶奶家，是因为那年三月，妈妈的肺病加剧了。大伙都觉得挺意外。熟人都觉得她的病不会严重到哪儿去，其实并非如此。政府出资的x光体检发现，妈妈有肺结核。妈妈脸色灰白、神情忧郁地收拾好东西，准备住到外地的疗养院。

到学年快结束的将近一个月时间，爸爸一个人照看家，还有我。他身材瘦高，性格忧郁，像根耸拉着叶子的野草。爸爸结婚很晚，却很适应家庭生活。我不太喜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