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奇看来，起码接下来两三年内，并非大规模对内地投资的好时机，关键是准备在硅谷和好莱坞跑马圈地的杜奇也没有太多闲余的资金去大陆投资，不过现在对方既然已经找上门邀请了，自己这边也可以先接触一下。

这么想着，告别了李泽巨，杜奇就亲自去了一趟旧金山大使馆，和那里的大使谈了一下，表明有趣内地考察的想法，但因为事务繁忙，近期不能成行。

这边大使馆表示可以先帮助他办好签证，以后有空了之后，可以通知一声，国内就会有人接待。

这一点杜奇也答应了下来，同时也当场签下了五百万美元的支票，说用来支持国内的留学生事业，同时也自家在洛杉矶有农场和超级市场，在招工的时候，可以提供临时的工作机会。

对于杜奇开出来的支票，大使馆这边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下了，如果换做是两三年前，对方估计是不可能收的，因为当时的思维习惯是，难道国家还要接受资本家的捐赠？

这并不是一个笑话，早就在1980年的时候，船王包于刚就曾经提出，他父亲包兆龙和他本人愿捐赠1千万美元给国家旅游总局，用以在北京建造一座现代化高规格的旅游饭店和办公楼，建成后归旅游总局管理与使用。

后来包于刚又亲笔给当时的总理写信，再次表达上述愿望，并且小心翼翼地说：“我只有一个要求：纪念我的父亲，我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饭店就叫兆龙饭店……”

1981年1月的时候，包于刚又提出来了，愿意向上海交通大学也捐赠1千万美元，用来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惟一的要求也是以包兆龙命名。

但包于刚父子的这两个要求一直都没有得到回应，因为当时人们的思维习惯是：难道我们要接受一个资本家的捐赠？而且还要用私人来命名？

最后还在包于刚前往京城见邓之前，报告摆到了邓的面前，得到了对方的发话：“用他一个名字，也没有关系嘛，为什么不可以？人家有贡献也可以纪念啊！别人不同意，我来替他题字。”不久邓又批示：“兆龙饭店问题是政治问题，包于刚捐献一千万美元，并非投资、合营，搞得不好，谁还来呀！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于刚建一个饭店。”

在这之后，包于刚立马全家飞往京城，邓接过了包于刚当面捐赠的1千万美元的支票，并且践诺题写了“兆龙饭店”，而且后来还破天荒地为一个饭店剪了彩。

也就是有了邓亲自做的表现，大使馆才敢接下来杜奇的支票，不过接下来报告还是要打的，至于杜奇说的，愿意为华人留学生提供零工，这边也表示了欢迎。

在1978年6月23日的时候，邓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就提出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从那以后，就掀起来了中国往国内派遣留学生的序幕，而且每年都有数千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