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去看外婆的时候，外婆说带我上山看外公，给外公的坟茔添把新土。我知道，春天，桃红柳绿，莺飞草长，是外公生前最喜欢的季节了。我三岁丧父，之后便是外公外婆家的常客。外公便如慈父般对我疼爱有加。

外婆年过九旬了，走路都得拄拐，加之山路弯又陡，我们便走一段歇一会。往日，在山里住了一辈子的外婆，到哪都是席地而坐，也不管地上有多厚的尘土，她还打趣地说，这叫接地气。但这次，歇息时，我都要拂去地上的尘土，外婆才肯就坐。人道七十古来稀，外婆活到这个岁数也是得天独厚了。外婆还能和我们在一起多久？我不敢多想，但我更不能想象的是，外婆居然也有变斯文的一天。

外婆十四岁就被老外公接来做了童养媳，外婆从未读一天书，斗大的字识不得一箩筐。外婆嗓门大，人还粗俗，做事大大咧咧。外公长得眉目清秀，读过高小，喜欢研究文学，是乡里公认的秀才。外公外婆结婚的时候，村里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感觉男女角色严重错位了，但他们就这样不可思议地过了大半辈子，直到外公辞世。

在农业学大寨的时代，唯有用劳力换公分才是硬道理，像外公这样的文化人，连自身温饱都成问题。外婆这辈子就是吃了外公这个文化人的苦，她得喂猪、做饭、缝补衣物不说，还得田间地头拼命干活。外婆埋怨外公，甚至是动手打外公了。

外公呢？只有心甘情愿挨打的份，因为外婆不仅陆续为他生下七个儿女，还得管儿女们的吃喝。可能正因此，外公容许了外婆一辈子粗俗、大大咧咧。外婆常常是带着一身泥水回家，这样的情形，无人敢指责。受外婆的影响，七个儿女都粗俗，从不拘小节。就说我母亲，到哪都是翘着二郎腿，走路是风风火火，说话不拐弯儿。

外婆对外公满脑子的文采是不屑一顾的。外公三十多岁的时候，被一家国有林场聘用为会计，成了工人阶级。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好事啊，可那时候，工人阶级的工资才几元钱一个月，无论如何也养不活外公一家老小的。一天，外公上班去了，外婆留在家里干农活，累得人都有散架了，却没有人来搭把手，一气之下，就跑到外公上班的林场，拽着外公就往家跑。她骂外公，给林场当会计，每天对着一大堆的数字算来算去，毫无意义，始终都算不出一家人的口粮来。这话，听起来令人啼笑皆非，结果外公不但没有笑话外婆，还乖乖地从林场卷起铺盖回家了。

当然，外婆的粗俗中也有细腻。外婆从小学会了纳鞋底、做布鞋、绣荷包。乡里建起了圩场后，外婆便常常拿着做好的鞋底、布鞋、荷包去卖钱。来看东西的人很多，但成交的生意很少，外婆就纳闷了。后来，外公一语道破了玄机，因为外婆做的东西，花样不好。外公还手把手地教外婆画花样，还教外婆写一些有吉祥意义的字。这回，外婆倒是顺从了外公，学得也认真，可是，外婆去圩场买东西的时候，就闹了个大笑话。原来，外婆在鞋底上绣出了“一年是季好”的字样，她做的布鞋呢，桃花树上盛开了梅花。大家都以为，外婆闹了笑话，总得学外公做文化人了，那知道，外婆索性不学字画了，而是要外公把字画描在鞋底、布鞋、荷包上，然后她对着线条一针一针绣出来。外公摇摇头，却照办不误。

书家里有，但外婆一本也不看，她说，能管住看书的人就足够了。外婆这话真对，她就管住了外公一辈子。就算外婆不在家的日子，外公也是按照外婆的安排过着，什么时候吃啥、喝啥，程序一点不乱。这一点，很多人笑话外公软弱，但外公并不认为自己软弱，反倒觉得自己有福气，自得其乐。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大山沟，乡圩场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了。外婆瞄准一个时机，在圩场旁占了个空地，搭建了一间小木屋，卖起了南杂。这下，外公成了外婆的私用会计，两人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居然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生活水平也大有改观。

说起生意上的精打细算，外婆对外公不得不佩服了，但这样，外婆会不会一改往日的粗俗、大大咧咧而变得斯文优雅呢？可能有些变化，那就是她和外公的争执少了，家里多了一些欢声笑语。

常常关了南杂店门，在夕阳似火的傍晚，外公挽起裤腿，走入波光粼粼的东江河里网鱼，外婆则站在河岸，深情地看着外公，然后在鱼跃出水面的时候，欢呼着，有点小女人的样子。她说，这才像是生活。

外公临走前，外婆守在外公身边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子孙们都劝她歇息一会，她却摆摆手说，几十年来，都是外公围着她转，她本该是围着外公转才是啊。现在，她不正是围着外公转么？几句乡下人的俗话，说尽了外婆的爱情观和命运观，把一个女人真实的心思暴露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