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部分是城市的社会经济方面，即社会网络，这个部分非常重要。
社会网络的标志性特点一个是模块化，我们会组成各种小组，比如家庭，比如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团队。第二，你与人交流的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在一个地方待着。无论你用不用智能手机、上不上微信，这些东西都存在于网络空间，但你必须在地面上。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你也得走动起来，你要从家里去学校、去办公室、去商店。所以你还要经常移动。
当把这种模块性和移动情况放在一起进行数学运算，就会得出一定的结果，就会发现社会网络的普遍性。世界各地情况都是一样的。虽然在文化上会有差异，但人类基本都是这样的。
城市越大，节奏越快，工资越高，这是什么原理呢？社会网络的根本特点是，我看不见你，但我能指向你，我可以和你说话。
你可以跟一位女士说话，可能是你身旁那位，然后你再跟我说话，我们都在对话，不断得到正反馈，很可能我们谈论的东西没什么意思，可能是关于足球比赛，也可能是关于美妆。
这种交流偶尔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社会互动固有的正反馈机制，引发了跟生物界类似的规模缩放。但它有一个新的特质。我称之为“超线性规模缩放”。这意味着，并不是越大，人均规模经济就越小，而是说越大，这种正反馈会给你更多的人均量，更多信息和更多想法。
根据常数规律，城市规模扩大一倍后，就需要多一倍的加油站。但实际情况可不是这样！城市规模扩大一倍后，你只需要增加85%的加油站。也就是说，每增加一倍，你可以节省15%。这跟生物界的情况有点不一样。这里节省的是15%，而不是25%。
更有意思的是，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领域里的超线性行为。工资是城市规模的一个函数，而右边是极具创意的人群、专业人士之类的。这里最有意思的是，它不光是在缩放，而且缩放的斜率是一个大于1的指数，这意味着，城市越大，创意人群越多，人均工资就越高。
如果一个城市扩大一倍，或者拿另一个两倍大的城市与之相比，你会发现，所有好的和不好的指标都会增加15%，财富、收入如此，疾病和犯罪也是如此。
这意味着城市一直扩大，能吸引很棒的就业机会，各种令人兴奋的事物，所有的社会经济指标都会系统性地增加，同时总体上还可以节省15%的基础设施。从这个意义上而不是从幸福感或者满足感上看，大城市确实很好，而且规模越大越好。
社会互动正反馈机制还会加快生活节奏，这跟上面发生在生物界的情况不同。
生物界的规模经济会减慢生活节奏，笨重的大象移动较慢，老鼠就跑得很快。
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如果你住在一个小城镇，生活节奏缓慢。如果你住在上海，生活节奏加速，可能会很吓人。
如果对照之前对生物界生命周期的研究，我们会发城市成长背后的奥秘——社会代谢率。
城市中各种各样的活动都会消耗一定的能量和信息，比如能源、资源、产品、专利等等。
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已有的进行维护，比如维修建筑、道路，还要“维修”你。你得去医院，看医生。你还必须建造新的建筑和道路、新的人。
如果我们同样把社会代谢看作一种数学现象，从数学运算的角度去看待城市的能量代谢，利用规模法则对其运算，同样能预测出就能预测出一个城市的成长轨迹。之前我们得出结论，生物在快速成长之后会进入停止生长的阶段。这种规律的增长范式如果同样适用于社会经济学领域，那无疑是非常糟糕的。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
工业革命时期，我们发现了化石燃料，发现了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伟大之处，然后创造出一种社会经济范式，一种无限制的增长范式。这基本就是社会经济领域的增长情况。
这个范式非常好，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个缺陷，叫做“有限时间奇点”。在未来的有限时间段内，可能是五年、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社会经济指标会变得无限大。这非常不可思议。因为gdp不会变得无限大，工资也不会无限大。这个理论已经告诉你会发生什么，经过奇点后就会出现停滞，然后就暴跌。那要如何避免呢？
但为了避免那种情况，就得在到达奇点之前做出重大创新、重大的范式调整，或者说是重塑自己，这样才能重新设定时间，重头再来一次。
但这里还有一个陷阱。所有这些曲线越往前发展，生活节奏会越来越快，这也意味着创新之间的时间间隔越来越小。发明的速度必须越来越快。
为了让这种情况在任何层面都能维持下去，你就得加快创新周期——电话的问世花了四十年，而互联网只需要三年。西方文学中有一个著名神话叫做《西西弗斯》。这个人做了坏事，神就跟他说：“你沦为永世的罪人，必须得把巨石滚到山顶再滚下来，如此循环往复，无穷无尽。”我们的情形和西西弗斯一样。我们身处这种体系中，就得不停地去重新创造。
但我们要处理的问题比西西弗斯更棘手。因为他只需要每次以同样的速度把石头弄上山，但我们每次都得加快速度。
这一切可持续吗？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公司的亚线性规模变化像生物界的那种一样，先是迅速成长，然后会停止，然后就死亡。这是典型的公司生命历程。可以看到，新公司成长得非常快，也就是著名的曲棍球杆曲线。老公司成长很慢，保持水平状态。最终，所有公司都停止成长，走向死亡。
这是对美国所有上市公司做的长时间分析，它们的平均寿命是十年。所以当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可能不会有谷歌，或者微软、阿里巴巴……
充满争议的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写道：“所有成功的人都站在摇摇欲坠的地面上。”早在熊彼特之前，著名心理学家萨宾娜?斯皮勒林已经发现这一点。她说：“毁灭是事物出现的原因。”
最后是伟大的数学物理学家约翰?冯?诺伊曼。他在60年前说过：“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人类在往前迈进的过程中不断接近于某些重要奇点，但正如我们所知，超过这个奇点之后，人类社会就会停止。”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我们需要接受这个事实，搞清楚如何往下走。
按这个理论思路，我可否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社会的命运，可以从观察自然界生物体的规律中得到？
最近看到一些资料，其中一种特性，可以佐证另一个推论。当高速粒子按合适的速度，打信亚克力板时，让电子放电后，电子所烧蚀出的图像，简直跟普通树木长得一样。
这让我联想到相似形和分形理论。也就是说，事物在微观运动层面，也许是随机的和混沌的，如同墨西哥湾的蝴蝶与大西洋风暴的联系，或许有，但无法预测其发生机理。但在宏观层面，却有相似的结果。
那么，推论二：生物界的规律与基本物质的规律，也参照着相同的数学法则？
参照运动，起点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参照预测，态度方法和目标，是易经的思路。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统一呢？
如果说，生物学法则意味着地，物质基本运动规律意味着天，那么人也与这两个法则相似，这不就是天人合一吗？
有人说，中国没哲学，只有思想。因为不太善于运用逻辑。其实逻辑的思维方法主要有归纳和演绎。而中国人喜欢偏好归纳，没有扩展演绎的习惯，所以，逻辑学不完整。
不完整的逻辑，就发展不出完整的数学思想。而数学是科学之母，所以中国尽管有科学发现，却五千年里，没建立出一套科学体系。
以天人合一的观念，不管擅长归纳还是演绎，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相似的。因为，世界的真相只能有一个唯一解。
但从现代科学对世界的巨大改变来说，我们也必须检讨自己思维上的不足。我暂且把思维分为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是类比法。类比法相当粗糙，适合于原始的思维方式。
中国人，翻开四书五经，类比法比比皆是。文人们在写文章时，也大多使用类比法，我在看《古文观止》时，就有这个印象。这种思维方式，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有所进化呢？大概缘于安于农业社会的稳定态，没必要罢了。政治上鼓励，生产上保守，也就阻碍了思维更新。当然，不是我们没有聪明人，明代的徐光启，就是数学大师。但他一个人的声音，引不了全社会的关注。因为不需要，所以没弘扬。
比类比法更先进的是逻辑思维。但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已经受困于习惯，只在归纳上下功夫，演绎者虽有，但同样没受到重视。公孙龙的理论虽然产生较早，但却成了儒家知识分子嘲笑的对象。
当然，更先进的，是数学定量分析法，数学思维模式，只有到了高等数学，才能够明白它的美。而今天，大部分没接受过大学高等数学教育的民众，根本不理解。
大众不理解的东西，社会总是有一股拒绝的力量。
况且，对于中国很多大学生来说，高数是他们的一道坎，不是不感兴趣，就是学不进去。这恐怕与从小接触的思维习惯有关，不习惯按那种思路去理解数学。
数学不是算术，而是一种高档次的思维方式。我想，恐怕要等到下一代人后，大学生们占社会父母中的主流时，才会有崭新的面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