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一线的体会，总是充满感情，充满说服力。

小苏对老婆的疼爱，此时体现在语言上对老婆背书：“我也觉得是这样，你想，欧美人总是造高档的东西，为什么？利润高呗。如果他们产低档货，谁来支撑高工资高福利？我们中国人就不同了，劳动力成本低，刚刚脱贫要消费，这就有市场。民劳作坊要生产，就提供低端产品。我们不嫌工资低，只要比种田效益高就行。你们看看，只要有钱赚，中国人要他每天加班，都有人干。最近流行一个词，叫人口红利，我不太理解，估计然然学过，大概是中国劳动力便宜造成的吧。”

又从微观扯到宏观，小苏也是照顾学院派感情吧，他这个人，善于观颜察色，左右逢源。

“人口红利是个比较热的概念。”然然当然比较理论比较高端了：“我们中国人刚从贫困线中解脱出来，拥有巨大的致富热情和劳动人口，光这还不够。如果光人多，与非洲就没差距了。关键是，我们劳动力素质高。中国一半以上劳动人口都有中学以上教育经历，这可是工业化必备的劳动基础，这个素质是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比较不了的。中国还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也是所有非洲国家比不了的。你想想，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素质，给发展中国家的工资，这劳动效率和成本，就造成了巨大优势。林毅夫教授把这个优势做了个总结，叫比较优势论，目前在学术界，这个理论热度不小。”

比较优势论，与市场差异化竞争，当它们碰在一起的时候，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改变。在这个改变中，王班长只不过是千百万冲锋队中的一人，妍子随后的发言就是证明：“其实，我们温州，已经有好多人到国外去了。非洲是一部分，还有东欧，还有俄罗斯，还有的在欧洲巴黎、意大利，按这个理论，他们都是在差异中找商机，在比较优势中发财。”

学得快，悟得快。对于赚钱的理解，妍子不需要学习，这只是她的本能。

妍子的话总是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她是成功者，来自于一个盛产成功者的地方。小苏说到：“温州人，盛产英雄。我记得，我老家那穷的位置，在我小时候，就有温州人去做小生意。现在满世界跑，天生就是做生意的人种。什么原因呢？”

妍子不回答时，我得硬答,老公的责任要扛在肩上：“我估计，温州这地方人多地少，必须出来找饭吃，这是逼的。另一方面，靠近江浙，工商业有传统，上海金陵，历史上与乡间的差距巨大，他们善于找市场差异。他们是中国最负盛名的行商，善于在坐商与官商之间，寻找利润。”

妍子崇拜地看着我，她没有理论，我在她眼中，就是理论家。

但是今晚最闪亮的女人，不是高高在上的然然，也不是成功证明的妍子，而是小苏的老婆，要说原因嘛，秘密在她的大肚子上，她一个人说话，思维的估计是两个人。

“我觉得，王经理还有个特点，大家注意过没有，反正我家小苏也有些这个特点，就是善于了解需求。”她这一说，我和李茅不约而同地想到另一层去了，盯着小苏看，小苏没明白过来，妍子明白了：“你们男人，就爱乱想，人家是讲的了解顾客和市场需求，不是了解女人。”

笑声这才放肆出来，然然有点脸红，小苏老婆倒不在意：“你们想，他们都是从底层出来的人，也见过一些市面，善于设身处地观察别人的需求，善于耐心沟通了解别人的愿望，善于通过小事情来测试市场的变化。这是他们的优点，你们不要笑，我说的是真的。就拿现在我们卖的手机来看，你们总认为黑白灰银几中颜色才是销量大的设计，但是我家小苏非要让厂里设计一些红绿蓝的彩色外壳，而且可以互换，这是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来都有过喜欢艳丽色彩的经历。我们打工时，我们的老乡们在外地时，住工棚、整天上班加班，生活单调灰暗，需要用色彩来调节，弥补。美是什么？满足并改善生活，就是美。对不对？小苏懂，王经理懂，我也懂，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从那个消费层次过来的人。”

她这一说，大家都理解，穷过的人，理解穷人。乡村杀马特，也有一颗向上的心。

李茅此时估计被触动了：“要说差异化，要说草莽英雄，我们这个行当也是。计算机技术起源于西方，我们要跟他们拼机器语言、芯片设计制造、基础软件架构，还不行。从基础上不行，我们就不行了吗？我们从应用端入手，从功能实现上发力，不也是一种创新？我们崭时产生不了伟大的数学家和计算机伟大革命，这需要积累和时间。但我们国家近些年毕业了多少理工科大学生，这数量巨大的工程师预备队，难道在工程技术领域内，不可以和西方进行差异化竞争吗？阵地战不行，难道不可以变为运动战和游击战吗？战争不一定是对称的，也可以非对称。”

我就烦李茅，举例说明专业问题，非要扯上他并不专业的战争。但他讲得气宇轩昂、鼓励人心，总体上也是可以鼓掌的。然然的支持有限，但在我们心中，李茅也算是草莽英雄之一了。

虽然是研究他的婚礼，这酒席的主题已经改变。李茅仿佛对草莽的定位感兴趣，估计他的内心中，也有英雄主义情结。这是我学心理学后，喜欢观察的角度。

“庄哥，你是搞文化和哲学的，在你看来，草莽英雄涌现的时代，究竟是好还是坏？”

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我得回答，因为这个比较靠近我的强项。但谦虚为先：“李茅不要跟我扣帽子，说我是搞哲学的，我只是爱好者。我真实的身份你们也清楚，与这关系不大。”

小苏是好事者，他要挑起话题：“庄哥，你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改了吗？让我猜猜，你现在定位的真实身份：是股东？我们三人都是股东，没有独特性；是工厂主？算是，温州那个厂，你经营得不错。但是，毕竟开创者是妍子的父母；是算命的人？街头多的是，只不过你多看了几本书，算得准些而已；是生意人？我们都是生意人，这个排除。算了，你自己说，你定位是什么。但是，条件是：必须是你自己最独特的定位，不能跟别人重合。”

他这明显是挑事，当然也是为了把大家关注的目光，向我身上吸引。

“我是高妍的老公。”当我说完这个定位后，李茅说我有点耍赖，小苏苦笑但无法反驳，另两个女人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的男人，只有妍子，在扫视了在座的表情后，嗔怪和骄傲同时在她的目光中闪现，满意极了。

还得回答李茅的问题，他又将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问题本身。

“从中国最古老的思想家老子的学问来说，英雄辈出的时代，是最不好的时代。比如春秋五霸的时代、五胡乱华的时代、三国纷争的时代，一直到近代的中国军阀割据的时代。所以，老子说：绝圣弃智，天下太平。”

“那就是不好哟”李茅急于得到结论。

“在那个时代，是不好的。为什么，这个结论绝对适合中国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在人口与土地关系上来说，是一个超稳定结构，如果要是这个稳定结构被突破，就是天下大乱的时候到了，就会出现大量圣人和英雄的出现。圣人在寻找道路，英雄在闯出道路，总是，是原来的道路被破坏的产物。这对农业社会的政治家来说，要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这意味着政权失控。为了做到这一点，政治家发明了一套办法。用科举制度，来规范或者说是扼杀聪明人的创造力，大家知道，创造性有时也等于破坏性。用土地制度来束缚劳动力，让英雄没有产生的人力基础。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配合科举制度，让中国的超稳定结构延续了两千年，这也是控制英雄出现的制度。当然，也出了大量所谓英雄，本身就是贵族和节度史之类，这只不过是大政权与小政权的矛盾。但出现草莽英雄，就是最坏的时代了，陈胜吴广成草莽英雄与梁山好汉的原因是一样的，社会矛盾的极大逼迫，人活不下去，就反了，社会剧烈动荡，用鲜血和生命，重塑下一个平衡。”

李茅说道：“你这是个新历史观，我没听说过，果然是高手，庄哥，继续。”

“但是，在今天，逻辑变了。”我一说到逻辑这个词，然然的目光中也产生的光亮，我知道她熟悉这个。

“今天，我们中国第一次站在了工业化的起点上，甚至还不得不迎接信息化的到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经验的东西。我们为了保持稳定，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但成效呢？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此，我们开始了改革，放开户籍、土地的限制，将读书人从单纯的国家分配工作导入到参与经济发展的事情上来，总之，是鼓励草莽英雄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决心简直是开天辟地，这是两千年来，中国政治家从没有干过的事，没有人敢干的事。虽然每个王朝的建立都或许是草莽英雄出生，但他们当政过后，就要压制和杀死这些草莽英雄，因为，他们是不稳定的源头。中国几千年来，无一例外。但今天，中国政府以极大的自信和民族责任感，冒着政治被威胁的风险，放开英雄的自由，让他们遍地闯荡，这得是多大的勇气？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勇气！邓公是最猛的英雄。”

“为什么这种英雄的产生，既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又没威胁政治呢？”李茅的问题已经非常尖锐了，得慎重回答。

“本来统治与被统治是一对矛盾，但是，只要找到了最大公约数，矛盾可以维持在动态平衡之中。”我在说这段话后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字一句地说到：“这个最大公约数是：政府和人民都相信，我们能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