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后，春水拿起红包，点了点，里面有四千八的现金，除此外，还有一张卡，沃尔玛的购物卡，上面标了数额，一万。他从未收过这么大的红包，觉得有些忐忑，心里想，一定要找机会把红包退回去。

他打了电话比江慧，一来是安慰她，要她不要着急，他会给她一个交待；二来询问她遇到这时该怎么处理。

他已经不把她当外人了。

她显然见多了，说春水的前任是来者不拒的，现在收个红包不算什么。如果不收，退起来很麻烦，而且，人家显会防着你，把你当异类。

她说，官员不收红包，靠那点工资难以养活整个家庭。她的工资比春水还低，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工资比大街上的清洁工高不了多少，只是体面些而已。

她还引经据典，说收红包自古就有，成为了潜规则，流行已久。她坐了下来，与春水探讨起历史来。

她说的是明代官员韩一良的故事。被休息了，她总静下心来看书，特别是历史书。

明代最后个皇帝是朱由检，他刚刚当皇帝时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讨论国事，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这是宋朝传下来的一句名言，据说，如此就可以保证天下太平。有一个官员，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对这种号召颇不以为然，就给皇上写了份上疏，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太爷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

户科给事中是个很小的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股级或副科级，论级别，与春水的副局长一样大。但是他的位置很显要，类似总统办公室里专门盯着财政部挑毛病的秘书，下边很有一些巴结的人。韩一良所说的“书帕”，大概类似现在中央机关的人出差回京，写了考察纪行之类的东西自费出版，下边的人巴结的印刷费。那五百两银子，按照如今国际市场上贵金属的常规价格，大概相当于四万三千多元人民币。如果按银子在当时对粮食的购买力估算，大概有现在的二十万元人民币。那时的正县级干部，每月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多块钱人民币，四万或二十万都要算惊人的大数目。

皇帝读了韩一良的上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东西。读罢，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给阁臣们看，说：“一良忠诚鲠直，可以当佥都御史”。佥都御使大致相当于监察部的部长助理，低于副部级，高于正司局级。韩一良有望一步登天。

结果有人告发，说韩一良自己也收礼，他宁愿皇帝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了当大臣的前程，甚至顶着皇帝发怒将他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行贿的人，他背后必定有强大的支撑力量。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难道只是怕得罪人？给事中就好像现在的检察官，检举起诉和得罪人乃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获得声望的源泉。怕得罪人这种解释的力度不够。

韩一良的故事说明爱钱有理，证明官员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韩一良说得对，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确实不够花。而他开出药方，却是严惩谋求俸禄外收入者。这恐怕就不那么对症下药。明朝官员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省级的最高领导，每年的名义工资是五百七十六石大米，折成现在的人民币，月工资大概是一万一千多元。正司局级每年的名义工资是一百九十二石大米，月薪大概相当于四千元人民币。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九十石大米，合月薪二千元人民币。韩一良这位股级或副科级干部，每年的名义工资是六十六石大米，折合人民币月薪一千三百元。

请设身处地替县太爷们想一想。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个，多的十来个。那时候也没有妇女解放运动，没有双职工，平均起来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这位县太爷每个月一千一百多元钱的工资，人均一百七十多块钱的生活费，这位县太爷的日子并不比如今的下岗工人宽裕多少。更准确地说，这位县太爷与如今最贫穷的农民阶级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

现在公务员的工资当然比明朝的官员好多了，但也多不了哪里去，基层公务员一个月到手的也就两三千元，现在房价高得离谱，物价年年飞涨，这点钱只能说是糊口。红包，已经成为官员中一个普遍的现象，不成文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