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 年，前中山大守张纯联合乌桓进攻青、徐、幽、冀四州，自称弥天安定王。东汉命单于羌渠遣兵助幽州牧刘虞往讨。羌渠命令左贤王领兵出征，然而国内部众担心汉朝征发部众不会停止，于是十余万人反叛，羌渠单于被杀，国人立其子右贤王於扶罗为持至尸逐侯单于。
到了曹魏时期，匈奴单于的地位进一步降低，中原经历过严重战乱之后，户口大为减少，统治者为弥补兵员不足的情况，调动匈奴骑兵战争的现象也更常见，而且地方豪强为了填补劳动力的缺口，招匈奴人为佃户的情况也很常见。
於扶罗继位后，杀害羌渠单于的南匈奴人于是叛变，共同拥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於扶罗无力控制形式，只好前往洛阳向汉廷控诉。正赶上灵帝驾崩，天下大乱，於扶罗便率领数千骑兵联合叛军一同劫掠郡、县。然而当时百姓都聚集在坞堡里自守，於扶罗没有抢掠到什么东西，自己的部队却有不少伤亡。於扶罗本想返回匈奴，但匈奴人并不接纳，只好停留在平阳县今山西临汾市，后又参与诸侯混战。须卜骨都侯于次年逝世，南匈奴单于之位空缺，由须卜骨都侯的父亲代行单于之权。195年，於扶罗去世，他弟弟呼厨泉继位，率部驻在平阳。202年，袁绍病逝，其子袁尚派遣河东太守郭援，与高干、南单于呼厨泉一同攻打河东，曹操使司隶校尉钟繇围困呼厨泉于平阳，钟繇击败郭援，呼厨泉遂向曹操投降。
216年，曹操担心匈奴户口迅速增加，渐渐会难以控制，于是命令呼厨泉单于前来朝见，曹操借机把他留在邺城，派呼厨泉的叔叔右贤王去卑监理其国事务。按照匈奴传统，左贤王为单于继任者，呼厨泉当时以兄於扶罗之子刘豹为左贤王，即是准备以刘豹为单于继承人。曹操以右贤王统领国事，目的自然是离间左右贤王的关系。后来司马师当权时，左贤王刘豹的部众最盛，时任城阳太守的邓艾建议扶持去卑之子刘猛，让其居于雁门，以分匈奴之势。司马师同意。
不但如此，曹操还把南匈奴分为五部，各设立一个贵族为统帅，并选派汉人作司马监督他们。魏末，又改帅为都尉，左部都尉所领有万余落，居太原故兹氏县今属汾阳;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兴郡今山西忻州，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太陵县今山西文水。从此之后匈奴部落组织虽然名义上虽还被继续保存着，但权力却已全部落入曹魏政权的手中，单于不过是个虚号，南匈奴汗国的政权形势就此灭亡。如三国志粱习传所言：“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虽是如此，但南匈奴的势力依然很强，江统在其徙戎论中称：“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晋书张统传
4、 西晋初年匈奴的境遇与刘猛起义
到了西晋初年，依然不断有塞外匈奴余种内附。史书有记载的匈奴在西晋初年内迁情况如下：
265年，塞外发生大水，匈奴二万余落内附，西晋让他们居于河西故宜阳城下，与汉人杂居，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今山西省境到处都有匈奴人的身影。生活在塞外的匈奴主要活动在今天陕西北部、内蒙南部、甘肃东南部，与其他民族杂居，或融入其他民族，或形成新的种族。
284年，匈奴酋长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余人归附。
286年，匈奴部落大小凡十万余口降附。
287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人率领一万一千余口、牛羊十余万头来降，并贡其方物。
当时迁入塞内的匈奴人种类繁多，主要有屠各部、鲜支部、寇头部、乌谭部、赤勒部、捍蛭部、黑狼部、赤沙部、郁鞞部、萎莎部、秃童部、勃蔑部、羌渠部、贺赖部、钟跂部、大楼部、雍屈部、真树部、力羯部，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其中以屠各部最为豪贵，历任南匈奴单于皆出此部。又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而且在伐吴之役中，晋武帝很可能调动了匈奴部众，晋书北狄传载：“武帝时，有骑督綦毋伣邪伐吴有功，迁赤沙都尉。”
随着南匈奴汗国政权的灭亡，中原朝廷对匈奴的控制愈加强化，这时期匈奴汉化的进程也加快不少，匈奴贵族以西汉时期与匈奴结盟，相约为兄弟，冒顿单于又娶汉朝公主，匈奴贵族便把姓氏改为了刘姓。胡人改汉姓自然属于汉化的现象，而且匈奴汉化程度要比想象的高多了，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名叫刘渊，在洛阳为人质，晋书刘元海传称其：“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可见他汉化之深，算得上精通汉学了。其子刘和也是“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还有羌渠单于之子刘宣“好毛诗、左氏传... ...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覆咏之。”可知当时匈奴贵族应该普遍有不同程度的汉化。
此时匈奴的处境除了逐渐在汉化以外，另一方面他们的地位又进一步降低，如刘宣所言：“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刘元海传这还是匈奴贵族的境遇，普通部族处境更艰难。晋书謠恂传载：“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可见当时有大量的匈奴人迫于生计而成为地方豪强的佃户，同时也说明了此时的部分匈奴人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畜牧生产方式，转为农耕，与汉民无甚区别。
西晋初年，出自匈奴别部羌渠部落的羯族人主要生活在上党一带，即今日山西东南部，处境与匈奴无异。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即是羯族人，他年轻时也是替汉人地主耕种为生，遇到自然灾害时，并州官员大量捕获胡人卖为奴隶，石勒不幸被捕。按照西晋的法律，如果贩卖良家子将会处以重罚。华阳国志记载了一个故事：氐王杨难敌曾派养子前往梁州贩卖交易，私自贩卖一良家子，结果被官府捉住，梁州刺史张光便把他杀了。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普通胡人地位之低，最基本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
因为内迁胡族处境艰难，又受到地方官员的压榨轻辱，所以时有叛乱，如资政通鉴眠81所载：“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夷夏之防也愈加严重。我们以刘渊的遭遇为例。
当时大臣王浑出于太原王氏，太原一带属于胡汉杂居之地，所以王浑的民族意识比较开化。刘渊颇有文武才干，王浑很是器重他，并多次向晋武帝举荐。晋武帝召来刘渊与他交谈，对他的才能很是喜爱。后来晋武帝对王浑之子王济说：“刘渊的仪容机鉴，即使是春秋的由余、汉代的金日磾也不能相比。”王济于是顺势举荐，接着说：“刘渊的仪容机鉴，实如圣上所言，然其文武才干贤于二人远矣。陛下若能委之处理东南事务，那么东吴不足平。”晋武帝听后欣然赞许。但是一旁的侍中孔恂、杨珧二人急忙规劝，对晋武帝说：“臣观刘渊之才，当今之世已无人能比，陛下如果给他兵力少了，不足以成事;若给予他足够权威，平吴之后，恐怕他不会北渡继续称臣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自己本部之事委任给他人，臣窃为陛下寒心。如果还要将高峻险要之地赐给他，恐怕是不行的”晋武帝于是把刘渊晾在一边。后来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起兵造反，西晋遣军平叛，反被叛军击败，凉州因此陷落。晋武帝深以为忧，于是问仆射李憙可用谁为将平定凉州。李憙回答：“陛下应该把五部匈奴动员起来，给刘渊一个将军的名号，让他率领匈奴人向西进发，那么平叛指日可待了。”晋武帝尚在考虑，一旁的孔恂却说：“李公之言，不是尽除祸患的道理。”李憙勃然大怒道：“以匈奴之劲悍，刘渊之晓兵，再凭借圣上天威，何不尽之有”孔恂又说：“如果刘渊真能杀了树机能，那么凉州的祸患将会更深。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晋武帝虽然赏识刘渊，但对他依然不放心，听孔恂这么一说，也就没敢用他。
刘渊在洛阳的这段日子里很不得志，空有一身本领却不能为国出力。刘渊有一个好友，名叫王弥，后来王弥准备返乡，刘渊在九曲河滨为他饯行。几杯酒水下肚，刘渊悲从中来，流着泪对王弥说：“王浑、李憙因为与我是同乡，对我有所了解，也因此在圣上面前举荐我，但总引起一些人乘机大进谗言，反而对我构成危害。我本不想为官，希望你能明白。恐怕我会死在洛阳，与君诀别了。”于是慷慨悲歌，纵酒长啸，其声高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很不幸，齐王司马攸当时正在九曲，听说此事后立即派人快马前去察看，果然看见刘渊在那里纵饮长啸抒发对晋庭的不满，遂进宫对晋武帝说：“若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安宁。”当时王浑也在场，他说：“刘元海是长者，我王浑可替君王担保。况且大晋正要向异域表示友好，以仁德怀柔远境，怎么能因为毫无根据的猜疑杀害属国人质，以显示晋国恩德不广呢”晋武帝认为王浑所言有理，也就没有杀他。
刘渊为匈奴贵族，甚至得到皇亲国戚的赏识王济为晋武帝女婿，配常山公主，其处境如此堪忧，更不用说普通胡人了。匈奴右贤王刘猛的叛逃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刘猛为右贤王去卑之子，去卑逝世之后接替其右贤王之位。曹魏为了分裂匈奴势力，特意对刘猛优待，以分左贤王刘豹之势。然而刘猛的处境并不见得比刘豹要强。刘宣曾解释刘猛叛逃的原因，他认为：“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晋书刘元海传
关于刘猛叛逃事件史书记载十分简略，史书有关记载仅有几段，如下：
晋书映帝纪：“泰始七年春正月... ...匈奴帅刘猛叛出塞... ...八年春正月，监军何桢讨匈奴刘猛，累破之，左部帅李恪杀猛而降。”
晋书尠葧传载：“是时朝廷皆以杜预明于筹略，会匈奴帅刘猛举兵反，自并州西及河东、平阳，诏预以散侯定计省闼，俄拜度支尚书。”
晋书北狄传载：“泰始七年，单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娄侯何桢持节讨之。桢素有志略，以猛众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潜诱猛左部督李恪杀猛，于是匈奴震服，积年不敢复反。”
晋书胡奋传载：“匈奴中部帅刘猛叛，使骁骑路蕃讨之，以奋为监军、假节，顿军陉北，为蕃后继。击猛，破之，猛帐下将李恪斩猛而降。”
魏书铁弗刘虎传载：“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猛死，子副仑来奔。虎父诰升爰代领部落。诰升爰死，虎代焉。”
我们综合这些史料，完全可以分析出刘猛叛变的大致情况。
刘猛叛逃事件发生在271年1月，直到272年1月才平定，前后历时一年。晋书称刘猛为匈奴中部帅，而魏书称刘猛为匈奴北部帅，考虑到魏书中有刘猛部众“居于新兴虑虒之北”的记载，笔者认为魏书的记载正确。所以刘猛虽然是匈奴的右贤王，但他统帅的并非匈奴右部，而是匈奴北部，其驻地应当是在新兴郡今山西忻州，有部众四千余落。根据杜预传的说法，刘猛叛变之后先是南下劫掠了河东、平阳二郡，即今日山西西南临汾、运城盆地一带，这里是西晋并州地区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可见刘猛起兵之后，并没有直接向北逃出塞外，而是南下河东、平阳二郡，想在出塞之前大捞一笔。之后，刘猛北逃，翻越陉岭今恒山山脉出塞，驻守在孔邪城此地不详。刘猛叛变之后，杜预以散侯古代无职守或封邑的侯爵，此前杜预因罪免官的身份入宫设定谋略，晋武帝决定以骁骑路蕃进讨，又以胡奋、何桢为监军为路蕃后援，屯兵陉岭以北。其中何桢为持节，胡奋为假节，在西晋时期。持节平时可杀无官位之人，战时可斩二千石一下官员;假节则只能在战时斩杀犯军令之人。所以何桢的级别比胡奋要高，他应当是西晋讨伐刘猛的主帅，这也是武帝纪只记载何桢平刘猛的原因。按照北狄传的说法，何桢素有志略，认为刘猛部众强盛而又凶悍，晋军虽有小胜，但以他们现有的兵力不足以平叛，遂使用反间计，暗中引诱参与叛乱的左部督李恪杀了刘猛，于是匈奴震服。刘猛死后，其子刘副仑投靠了塞外的鲜卑拓跋部，其部众由刘猛的兄弟刘诰升爰代领，诰升爰死后，刘猛的从子刘虎成为匈奴北部的统帅。此时匈奴北部的活动区域比刘猛时期要有所北迁，居住在新兴郡的虑虒县今山西五台县以北，十分靠近边塞，位于新兴郡东北约百余里。西晋边界地区生活着大量鲜卑族，刘虎部众又与鲜卑杂居，互相通婚，北人谓匈奴父鲜卑母所生之子为铁弗，刘猛便以“铁弗”为部落名号。
刘猛被杀，并州的匈奴人受到很大震慑，短期内不敢再叛乱。直到274年匈奴人郝散再次反叛，但不久平定。由于郝散起义与齐万年起义相关，所以将在后文介绍。
5、 鲜卑民族起源与迁徙
秃发树机能起义是西晋初年发生在西北的一次大规模民族起义，无论是参与的人数还是持续的时间都是刘猛起义不能比的。与刘猛起义不同，秃发树机能起义的主体是鲜卑族的秃发部落，他们内迁的历史很短暂，但反抗西晋统治者的决心却十分强烈，起义的持续时间将近10年，严重威胁了西晋西北地区的统治，“武帝为之旰食”，晋书秃发乌孤传甚至逼得晋武帝延缓发动伐吴之役数年之久。
鲜卑族是生活在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从西汉开始由东北大兴安岭地区向南迁徙，于东汉时期抵达塞外，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南迁，先后在古中国建立了前燕、代国、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南凉、北魏等诸多政权，其民族最终彻底融入了中华各民族之中。要想了解秃发树机能起义的背景，就有必要详细介绍下鲜卑族的起源与迁徙。
在中国的古代，东北地区一直以来都是民族林立，先后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政权，但总的来说他们归属于三大民族体系，一是肃慎，二是濊貊，三是东胡，这里简单介绍下。
肃慎这一民族十分古老，从周武帝时期已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后来的挹娄、勿吉、靺鞨、女真都是出于这一族源，以渔猎为生。濊貊族本是生活在山东半岛的东夷，商周之际才迁徙至东北，先后建立过濊国、扶余、卒本扶余即高句丽、东扶余、南扶余即百济，生产以农业为主。东胡在先秦时期曾盛极一时，因居于匈奴以东而得名，在当时“胡人”这个词汇并非是指汉族以外的部族，而是特指匈奴人。东胡以游牧为生，后被匈奴所败，被迫向东迁徙，世代受匈奴奴役。鲜卑族正是东胡的一支。
匈奴打败东胡之后，部分东胡部落被匈奴的吞并，也有部分退居乌桓山，部分退居大鲜卑山。退居乌桓山的演变成了乌桓族，而退居大鲜卑山的则演变成了鲜卑族。当然了，东胡这一民族体系可不只鲜卑和乌桓这两支，还包括后来出现的柔然、库莫奚、契丹、室韦、蒙古等族。
魏书中提到鲜卑拓跋部的起源时，有如下记载：“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
对于大鲜卑山的位置，历史上多有争议，直到现代考古发现，才最终揭开了谜底。史书曾明确记载，位于今天东北的乌洛侯国派遣使者于443年前往拓跋部鲜卑建立的北魏，他们宣称其国西北有个石室，“为先帝旧墟”魏书乌洛侯传，即鲜卑拓跋部落先祖居住、祭祀之处。于是太武帝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去祭祀，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魏书乌洛侯传
198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一石室，同时在距离洞口很近的西侧石壁上发现了李敞祭祖时刻下的祝文。这一石室现名嘎仙洞，位于今天的于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端。可见鲜卑族起先居住的地方距离中原相当遥远，气候寒冷，属于塞外苦寒之地。
由于生存条件十分恶劣，鲜卑人一直有南迁的欲望。西汉时期霍去病击败匈奴左贤王，徙乌桓于上谷、渔阳等五郡今河北北部塞外，部分鲜卑人开始向西南迁徙，他们填补了乌桓南迁后的空档，占据了乌桓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一带。位于嘎仙洞的鲜卑拓跋部的祖先也开始南迁，魏书帝纪第一载：“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所谓“大泽”便是今日呼伦湖，位于嘎仙洞西南，两者距离近千里，这里多沼泽，并非优良牧场，所以拓跋鲜卑的先祖们在这生活几代之后继续南下迁徙。
东汉初年，乌桓由塞外进一步南迁至塞内，鲜卑则南迁至边境地区。从此之后，史书上开始出现鲜卑人抄掠边境的记录。在最初的时候，鲜卑人势力并不强，他们往往是随着匈奴、乌桓一起行动，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所载“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后汉书洠鱹传也有相关记载：“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
随着匈奴的衰落，鲜卑族日益强大，扰边的记录越来越多。公元45年，鲜卑万余骑寇辽东，辽东太守祭肜率数千人迎击，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后汉书洠鱹传
公元49年，鲜卑开始同东汉政府互通驿使。祭肜考虑到边界匈奴、乌桓、鲜卑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于是利用鲜卑的力量以对抗匈奴和乌桓，对其赐以钱币。辽东鲜卑首领偏何归附，祭肜诱使其攻打匈奴，然后将斩杀的二千余颗人头献到辽东郡官府拿取奖赏。尝到甜头后的鲜卑人于是“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后汉书洠鱹传
公元85年，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部叛逃入塞，前后共有七十三批。“时北虏衰耗，党众离叛，南部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后汉书圠匈奴列传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势力东起辽东，西至陇右。
草原民族的强盛对中原国家来说可不是好事，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整个过程，匈奴的强盛曾让强汉深以为患，经过数百年的努力才彻底解决了匈奴的威胁。如今鲜卑崛起，必然导致两大文明的强烈碰撞。
然而鲜卑族终是没有步匈奴后尘远遁东欧，他们比匈奴人和后来的突厥人运气要好的多，没有遇上强大的稳定统一的中原国家，他们不但赶上了中原混战的机遇，更赶上了好天气。
气候学专家竺可桢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有过介绍：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c，一月温度约35c;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c，每次波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
别看只有12c的变化，它对古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却是至深的，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第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二次是元朝，第三次是清朝，这三次正好气候处于历史低温时期，这可不是巧合，正是这12c的变化，使得气候变得寒冷而干燥，直接导致了黄河流域的干旱少雨以及蒙古高原的异常寒冷与雪灾。黄河流域的旱灾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发生动乱，致使帝国瓦解，蒙古高原的雪灾直接导致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劫掠，逼迫他们不断的南迁。
因为有南迁的动力，也因为有绝好的机遇，鲜卑人最终能够入主中原，成为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主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