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坚耐着性子，将曹寅语出之言，字句过耳入心，遂发现曹寅所讲之故事，与那日襄阳城中，王睿所讲之故事，竟出奇地相似。其中，少有的不同点在于：人尽可诛的董党，由曹寅变成了王睿；锲而不舍的追查者，由王睿变成了曹寅；那十余封起着决定性证据的帛书，曹寅手中亦有，且其言辞之韵、墨迹之形，亦与襄阳城中所见无二，唯称呼之处，由“曹”变“王”耳。

王睿与曹寅虽各执一词，然二人故事之条理，皆可谓分明，且他二人手中，皆有相同之物证。孙坚无从判别虚实，遂叹言道：“你二人孰是孰非，不查不可知也”

就在双方因证据不足，而僵持不下时，一旁作陪的温毅，忽然从他的袖口里，拿出了一卷帛书。遂将蜷曲之帛书，只手上呈于胸前，起身言道：“长沙太守孙坚接旨。”

圣旨即出，孙坚只得按汉制，携爱子起身整衣，大行稽首之礼道：“臣长沙太守孙坚，携长子策，恭候陛下圣意。”

温毅见孙氏父子礼数罄尽，遂打开圣旨，宣道：

“中平六年冬十二月初九，讨董党王睿诏曰：古来圣帝治世，赖有贤臣相佐，马革之年，忠良更得难能。周之姜尚，齐之管仲，吴之孙武，秦之商鞅；皆为挽狂澜于既倒之无双国士矣。

我朝重戚，遂以荣盛，其群参差，祸福言半。期间，似卫青、去病等志虑忠纯之士，何其寡也；似吕禄、王莽等奸邪伪佞之徒，尤谓众也。

高祖吕氏族群，元帝王氏族群，章帝窦氏族群复百年汉史，乱不绝于耳。朕生不逢时，亦遭外戚董氏政祸。

朕闻荆州刺史王睿，素来倨傲无礼，本以天性使然，遂不予理喻。然，经多方密报与朕之亲查，王睿系董氏党羽无疑。其行倨傲，其言无礼，皆仗董氏yín威，祸乱地方行政耳。

朕百费思量，觉终为隐患，故特以此制诰，号寰宇英豪除贼。凡我汉廷公卿，不论权职高低，见旨意者，皆须奉朕意行事。如有违者，视为抗旨，以大逆律，交廷尉议罪重处。

钦此。”

温毅话音刚落，孙坚遂双手上呈道：“臣孙坚接旨。”

孙坚接过圣旨，遂与爱子起身复核圣旨。

出于历史原因，那方以和氏璧为原材，由大秦丞相李斯督造，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早在宦戚争斗之时，就已失去踪迹。故，献帝当下所用之玺印，乃董贼入朝主政后，以羊脂白玉为材，临时为献帝所监造。至于新玺之印文，亦重造八字曰：“昊天之命，皇帝寿昌。”

眼前的这道圣旨上，并未加盖新玺印文，取而代之的，是“受命于汉，陈留尊王”八字。这方印绶，正是献帝继位称帝前，身居陈留王位时所用。

孙坚见制诰用文，乃是这方陈年旧物所印，不但未曾起疑，反倒深信其中。试想：以董贼为人之奸诈言，他怎会将新玺拱手奉呈献帝献帝除这方旧时王印之外，恐怕是用无可用。

不过，出于保险起见，孙坚依旧试问道：“新玺既已制成，何以沿用王印”

“新玺自制成之日起，遂终日不离董贼左右。故陛下无玺，只得重拾王印而用。望使君上体陛下之艰辛，能谅用印之不周。”温毅的回话，与孙坚所想一致。

孙坚既未立刻允诺奉旨，亦未出言疑议抗旨，他只是转身踱步向食案，斟满薄酒于铜樽。

少时，孙坚忽双眼放亮，似有所顿悟，遂将樽中薄酒一饮而尽道：“你二人之言，虽合情入理，然王侯印绶，终难以取信于天下。若温大夫当真上忠于君，下体于民，遂归反洛阳，请陛下再拟一旨讨董卓及其党羽诏书，并于董贼手中偷得玉玺，加盖成文，我便信你所言，动手除去王睿。”

“归返洛阳，请陛下再拟圣旨，并不足齿数。”温毅道，“潜入相国府，于董贼手中盗取玉玺，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了。”

“你自知潜入相国府，盗用玉玺加盖成章，谓之艰辛；那我父子大动干戈，于襄阳城下诛杀王睿，又谈何轻巧；共计十三路讨董诸侯，于明年正月联军西进，又何尝谓易”孙坚道，“今日，就算是说破大天，本太守不见加盖玉玺之旨，绝不会轻言干戈。”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曹寅插话道：“以董贼为人之奸诈言，温大夫盗玺公用，确有危难之处；然，孙使君所言，亦不无道理。依我拙见，温大夫不妨归返一试，若蒙上天垂怜，赐以良机得手，实乃幸甚至哉；若逢时运不济，久觅时机而不得，大可重做计较，如何”

在曹寅的劝说之下，温毅终于答应了下来。遂于散席后就寝，次日即归返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