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如此，关中等一个个单一的地区，同样如此。都有自身的局域，局域外的外部，与整体，三个区域环境，相互制约。

通过改变外部环境，就能导致局域的崩塌，与北方军没碰过幽州边军，二十万边军不战而降，是一个道理。

因为幽州边军在失去引援塞外的可能，失去了南部物资人员通道后，就进入死亡螺旋了，靠自身是改不出来的，不向北盟输诚，饿都饿死自己。

时下的关中，就同样正在塌陷中，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变，已经进入了下降的死亡螺旋。如无外部干预，靠自身根本改不出来，只会崩塌。

仅一个关中地区，人口就是幽并凉三州的总和，春秋战国时关中极少的旱涝与蝗灾，到了汉时就成家常便饭了，越来越频繁。

非但汉中粮养不活关中了，关东输入长安的粮秣，也支撑不住了。西汉末大乱之后，东汉建都洛阳，称“东都”，长安就只作为“西京”，祭祀与军城使用了。

可关中的人口还在。

长安建都的规划初衷，就决定了本地的粮食供应，本来就无法满足本地，需要汉中，关东等外部输入。

关东粮秣在东面的洛阳，就被截住了。洛阳一旦都缺粮了，东部输入关中的粮食，肯定就要断。

西面凉州又乱了十年，乱到凉州河套产粮区都饥馑了，西面的粮食来源又断了。再到刘焉入益州，借口汉中“五斗米教”作乱，粮食不再北输，关中就失去外部粮食来源了。

唯一还能向关**应些粮食的，只有长安与洛阳一条黄河北面的河西，河东，河内数郡。又要供应洛阳，又要西输长安，支撑不易。

关中已连续数年饥馑，待凉州群贼入寇三辅，那就只剩一个“三粮如何养十人”的问题了。

这就是下降死亡螺旋，就是一道“三粮如何养十人”的简单问题。

解开就没事，解不开就死。

不是十人中能活下三个，是能养活三人的粮田与十个人，在争抢粮食的兵祸，与兵祸必将导致的更大灾荒中，最终全部死亡。

关中豪族已经看到了这一天，正在疯狂兴修坞堡，不惜一切代价囤积粮食，与秋天囤积食物的老鼠兔子没有不同，就是为了熬过没有食物的冬天。

大户都是知道灾荒是躲不掉的，家里桐油封库的五年八年密封仓，就是为了灾荒准备的。

修堡囤粮的大户很坏，是因为还不够坏。

危机中的“守”，最多不过守住了。或是没守住，被危机破家。

坏人从守的那一刻起，就输了。

清平时放贷的利，赶得上饥荒时么？年景好时的良田，爱惜土地的农人又如何肯卖？兼并的最佳时机，恰恰是饥荒进行时。

换个题一样，饥荒就是经济危机，大多人惧怕经济危机，可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的呼吸，与农耕社会的饥荒一样，躲不掉的。

与教科书的结论正相反，士族门阀最喜欢的就是饥荒，财团最喜欢的就是经济危机，这是赚取超额利润，实施大范围兼并的最佳良机。

没有危机，还要主动创造危机，干嘛要躲危机？干涉危机，将危机扩大化，还来不及。

干涉黄巾危机，才有了北盟的崛起，将乌丸危机扩大化，才有了北盟的幽州。

在黄巾危机的第一局，赢家只会产生自黄巾，北盟，公孙瓒与刘虞这四个创造了危机，主动干涉危机的势力。

其余郡县自守的官府，地方自守坞堡的豪强，范阳卢氏等大户，全是“平”“输”之下，等待被赢家支配的游离砝码。

第一局，黄巾败，赢家刘虞登刺史位，公孙瓒封侯，北盟崛起。输家黄巾，连带地方“守”的势力，全部被三者瓜分。

在张纯乌丸危机的第二局，所有选择了“守”的势力，无论是看似强大的二十万大汉边军，刺史刘虞，白马公孙，再到地方各自守堡的豪强，最终的结果，还是只有“平”，“输”两项。

这就是为何北盟在第二局的危机后，一举攫取了幽州主导权。

因为在第二局中，只有北方联盟与乌丸，在主动创造危机，加大危机，干涉危机。其余势力，皆选择了“守”，沦为了游离砝码。

于是，很正常的，待危机结束，幽州就成了北方联盟的幽州。

并州，辰韩，黑山贼，泰山贼，白波贼，胶州半岛，热河，辽阳，北盟正在创造与干涉的危机，从来就不止幽州一隅。

关中的人口对关中是危机，随时溃堤。但是只要挖道渠，将水向北引向并州，向西引向河套，就能将无尽的荒野，滋润成留着奶与蜜的土地。

当关中深处粮食危机大爆发的前夜，正义又怎能缺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