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5年下半年的时候，广州有大量洋布积压，才有商人急于处理库存，让大贵商行趁机收购了一些积压的洋布，用来反击上海洋商们的打压。

不过，双方的关系也仅此而已，大贵商行也算外地商行，帮广州商人处理库存的货物可以，想插入进来经营丝茶，跟英国人直接经商，就要面临广州商人们的联手打压。

好在大贵商行的根基在上海，并不需要到广州拉生意，而且这段时间广州商人们也自顾不暇，无力抵抗大贵商行的渗透。

赵大贵跟一般商人不一样，对香港的兴趣远大于广州，坐自家邮轮到香港，在斯塔克的帮助下购买香港的两家造船厂。

原来这两家的老板之前也从事洋布买卖，然后赔得一塌糊涂，天天被债主上门讨债，因此愿意将船厂出售换现金。

赵大贵原先在澳门并购多家造船厂，厂里的多名欧洲工程师最后却并没有北上，后来是到这两家造船厂工作的，此时也被引入大贵商行的船厂。

这两家船厂都是建立不久的船厂，里面的机器设施都比澳门船厂好很多，更重要的是船厂里有很多技术人员，这才是赵大贵看中这两家船厂的真正原因。

并购这两家造船厂后，赵大贵又能获得一大批设备和技术资料，除上述工程师外，还有多名英国工程师以及船厂工人，也算获得了利息。

斯塔克考察过赵大贵麾下的产业，发现赵大贵手下学者和工人都很充足，机床等造船设备和技术书籍也很多，就是自己看书摸索也能掌握相当程度的造船能力，继续压制没什么意义，才故作大方地允许赵大贵并购这两家船厂。

不过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后，赵大贵才发现香港的英国人之前扩张得太厉害，在此次危机中受到的损失还在他的预测之上，这两家船厂就是不卖给他，恐怕也经营不下去了。

而且，斯塔克一系经营的其他产业也受到很大冲击，损失程度恐怕还在义升行的损失之上。

早知道这样，当时应该开口更狠一些，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赵大贵心里不无有些遗憾。

斯塔克在此次危机中赔钱不少，当真是红了眼，跟赵大贵商谈后，竟然愿意帮赵大贵从英国本土订购大量精密机械和高级机床，似乎把打压中国本土科技发展的战略方针都弃之不顾。

赵大贵此时现金很多，而且斯塔克愿意接受用厂丝支付定金，赵大贵自然没有什么不同意的，还趁机预订大量特殊钢材和生熟铁、生熟铜等。

经过此番波折，斯塔克等人以后估计还会找麻烦，但至少不会用过于下作的手段，如收到订金后耍赖等。

等回到上海，巴富尔知道前后过程后，也是一阵无语。

斯塔克等人代表着本土一些大家族的利益，远比他一个东印度公司船长儿子的身份尊贵，使得他明知道有人针对自己，但一直不能做有力反击，没想到却让赵大贵给收拾了一顿。

只是，赵大贵向来独立，表面上是领事馆的买办，却从来不受自己节制，以后怎么梳理双方的关系，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