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慷慨直言：男子大丈夫可以没有钱，没有权，但绝不可以没有志气，没有气壮心河的豪情。

去年秋天，我正为老父的文集出版印刷而奔忙，去婺州找黄叔，又顺道去永康，岂料老师已经不在。听师娘说，那日老师祭祖完毕，正准备收拾行装，去建康上任。吃完晚饭，觉得有些疲劳，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半夜三更，师娘听到老师呼呼喘气声，忙问怎么啦，他说心口痛，起身一看，大事不好。只见他口吐白沫，浑身颤抖，不一会就昏过去了，待把家里人叫醒，找来郎中，已无药可医。

听到这里，叶正则不禁有些伤感，想我浙东婺学，本是人才济济，名家辈出，不想这几年来，老师郑伯熊敷文先生，好友唐仲友说斋先生，吕祖谦东莱先生，加上这陈同甫相继而逝，叫人痛心不已。

叶正则说到这里，便想起与陈亮相见的情形。

淳熙二年（1175年），叶正则二十有六，去武义县招明山拜访吕祖谦。进得吕府，他就听到书房内有人高谈阔论。

现而今，举国上下苟且偷安，以和平、富庶而自得，文官庸俗懦弱，儒生空谈性命理学，老成持重的酸腐之风盛行，朝野之间看不到英武强悍的武将，既不练兵，也不设防，试问如此下去，如何恢复中原，又怎能一雪国耻？只恐怕到头来，连这东南一隅也无处藏身。

如此酣畅淋漓的言论，他第一次听到，直觉得震聋发聩，发人深省，不由朗声喊道：说得好。从此，他与陈亮便成了朋友，只可惜天各一方，聚少离多。

淳熙五年，就是公元1178年的春天，陈亮以一个普通书生的身份，连续三次给孝宗皇帝上疏，要求废除和约，对金宣战，复仇雪耻。而且呢，他还要求皇帝亲自接见他，让他当面陈述北伐抗金的方法和策略。这件事情，当时可说是轰动了整个临安城。

据说，孝宗皇帝读了他的文章后，深感震撼，拍案叫好，准备在朝堂里将此奏贴出来，激励文武大臣。而且打算召见陈亮，对他予以破格提拔。当时皇帝跟前有个红人，叫曾觌，就赶紧去拜访陈亮，想要拍拍他的马屁。可是陈亮呢，看不起曾觌，听到曾觌要来见他的消息，居然翻墙逃跑了。曾觌顿时尴尬无趣，遂对陈亮恨之入骨，在孝宗面前说了不少坏话，孝宗犹豫了。

等了几天，陈亮见没有动静，又上第二个奏札。这一次，孝宗决定，先派几个官员考察一下，可是，陈亮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大胆直言，针砭时弊，毫不留情，弄得那几个大人物下不来台。于是，他们就向孝宗汇报说：此人故弄玄虚，靠说大话来吸引眼球，其实没什么本领。

又等了十多天，陈亮见还是没结果，就上第三个奏札。明确反对坐守临安，偏安东南。皇帝心想，不论怎样，此人忠君爱国，精神可嘉，就准备给个一官半职。陈亮听说后，失望地说：“我之所以上疏，是为国家开辟几百年的基业，哪里是想用它来换取官职的？”一气之下，拂袖而去，潇潇洒洒地离开了临安。

范祖亮知道，老师陈亮是才学卓绝的爱国志士，而眼前这位岳父，叶正则水心先生也是个忧国忧民的至诚君子。三十出头，经参知政事龚茂良推荐，奉召赴临安。

进大殿奏对，直言当前国事之中有四难、五不可。那就是国是、议论、人才与法度方面的四难；五不可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贤能而用资格。叶正则向孝宗说：“这五条，朝野上下都以为不能改动，难道不是当今实际存在的祸患和缺失吗。明知存在问题，仍旧沿袭，以致形成制约，不是一时一日了。知晓利害，明确虚实，判断是非，决定废弃和设置，就看陛下怎么做了。”

那时的孝宗已没了早年锐意恢复的精神，对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无可奈何，说自己的眼病很重，谁能担当此任，你就同他说去吧。叶正则再欲进言，孝宗惨然一笑，好久说不出话来。

光宗即位后，叶正则外任湖北安抚司参议，临别前作奏札上报，直言国家有六不善，即：国势不振，人才不多，民众不富，兵力不强，财赋不足，法制不够完善。又说：“首先，倘若不确立治国之宗旨，让这六个方面本末损坏，如同一棵大树，内有蠹虫，再不快速根治，任其下去，枝干将逐渐枯萎，支离涣散，到那时候，我再怎么说也无济于事了。”

可是，朝廷仍然毫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