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文官相当好做，如果足够牛逼还可以威胁太后什么的，譬如范仲淹韩琦都干过这类事。韩琦的脑壳尤其铁，干的最多。

如果足够穷，贪污也不是什么罪。譬如名臣藤子京就闹了个很大的经济问题。

他任庆州知州兼环庆路安抚使时候，有御史弹劾他利用职务之便，公款吃喝十六万贯。对此藤子京没否认，且中央派人来查账前，老藤把花费名册烧了。这是因为他不想闹成大丑闻，牵连出另外一群参与吃喝的贵人。

藤子京时期的十六万贯，算购买力等于后世的两亿不到吧。一个战区边境省委常委级建制的机构、公款消费了个一两亿它当然是个问题，在大宋却到不了什么地方。最主要是因为他装逼把账目烧了、对抗调查。

所以大宋怎么处理他的呢？贬官为“凤翔府知府”，降了半级。

大宋文官免死又牛逼就体现在这些地方。

但唯有一条高压线是：不能有冤假错案。否则不是贬官那么简单，那会变成和狄青一样的刺青脸。

这些总结起来就是大宋的政治特点。

任何事物有利就一定有弊。

大宋司法上的严谨和郑重，有点类似于后世那套“宁可错放一千也不错判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很好。但它也实际成为了官员节制地痞混混的枷锁。

所以自由的大宋地痞强盗土匪也是历史上最多，基本只有后世的美利坚可以一拼。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诉棍政治，让法官不敢轻易纠察问题人物。

这也是美利坚到处是吸毒黑鬼拿着枪突突突的缘故。既然法制了，既然自由了，黑鬼口袋里藏着枪自由的站在街上，明知道他是抢劫犯兼毒贩，拿他咋整呢？调查他或者限制他、需要十几个司法手续审批，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黑人官僚参与的政治层面博弈。反过来，黑鬼掏出枪来把路人干掉只需一个念头就行。

这种事在大宋叫保守政治，分为温和极端两种。

司马光就是个极端保守派，他宁愿把这些人放纵到影响整个舒州民生的程度，但没有“司法把握”的时候，司马光不会去干涉。

于是这就成为了舒州地界上，大圣人和大魔王的第一波理念冲突。

额扯远了。

小屁孩在现场把怀里的瓷瓶掏出来看看，嘿嘿笑道：“喂这些人吃药才是王道，药不能停，否则……药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