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姆莱在这里婉转说明的“健康的人类理智”只不过是残酷的恐怖统治。谁倒霉被希姆莱的机构盯住，就会跌进暴力的冥府。布尔什维克党员、犹太人、同性恋者、吉卜赛人在希姆莱的监狱和集中营中受到系统化的污辱、虐待和杀害。希姆莱亲自为集中营里的日常生活制定了详细的规定——声称旨在阻止工作人员的过度专横。但实际情形却是两回事。尽管有明确规定，虐待狂们仍有巨大的自由空间可供施展。国家司法部门不得追究集中营里的谋杀。有疑问时总是由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做出有利于自己的看守人员的判决。没有一桩案子是希姆莱的集中营看守人员因残暴过度受罚的。他本人对待犯人的态度是多么地具有讽刺意味，他曾经在达豪这样欢迎一队新来的犯人：“你们知道，你们在这里是受保护性拘留人员。这就是说，我们将竭尽全力保护你们。”看守们听到后竟然哄堂大笑，打断了他的讲话。

随着战争的爆发，希姆莱的职责范围继续大增。老拿他的浪漫而古怪的爱好取笑他的最有效力的执行者的希特勒这下比过去更需要他了。对东方生存空间的阴暗幻想，先要赶走那里的人然后再“日耳曼化”，似乎终于成形了。希姆莱的工作人员开始制定如何能将德国的“民族边界”尽可能远地向东推进的计划。最后形成了“东方总计划”，它预计波兰和苏联西部的300万人会饿死。反过来，大批住在“防卫村庄”里的德国移民要保护新的日耳曼边界。在袭击波兰时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就开始了最早的削减“东方民族”的行动。他们的突击部队跟在前沿部队后面追捕波兰的知识分子和犹太人，暂时还不是太系统性的。命令的等级制度总是相同的。希特勒先亲自找党卫军头目谈话，说明一般性方针，然后由后者向他的手下传达具体的命令。但这二人的关系一点也没有周报图片所显示的那种友好默契的特点。对于希姆莱来说，每当必须走到他的“元首”面前时，他总是紧张得要命。希姆莱是多么害怕去见希特勒：“没有亲眼见过的人谁都不会相信，当接到去见希特勒的命令时，一个有着希姆莱这样权力的人会如此害怕。”，“如果一切很顺利甚至得到了一声夸奖，他会高兴得像通过了一场考试似的。”那是一种近乎病态的依赖关系。当希姆莱向下属声称，“元首”永远正确，对于他来说这是超验的事实——虽然身为帝国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当然知道希特勒事实上也做出过各种明显的错误决定。但在这位执行者的幻想中，那位独裁者确实扮演着民族救星的角色。“他出现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赞美希特勒道：“他属于那些伟大的光辉形象，每当肉体、精神和心灵陷入极端的困苦时，他们就为日耳曼民族出现。歌德是精神领域的这么一个形象，俾斯麦是政治领域的，元首是各个领域的。他是由日耳曼的轮回为世界准备来领导反对东方的斗争、拯救世界上的日耳曼文化的。”出自希姆莱之口的这种病态的赞歌不是说说而已。他将他的“元首”抬高得和上帝一样绝不仅仅是智力问题，而是因为这种无限的崇拜满足了他内心深处对依靠、方向和安全的需求。

希姆莱多年来就为现在开始的“战斗”做好了准备。他的人种妄想的中心点是将生命分类：人，“下等人”和动物。希姆莱一有机会就向他的手下强行灌输他的核心信息。党卫军用演讲、小册子和讲课，来培养其属下的“世界观”。这一“新思维”的中心不应是个人及其幸福憧憬，而是人民的幸福，种族的幸福。每个党卫军成员都应该认为自己只是祖先和继承者之间的链带的一个环节。

此刻的希姆莱不会想到，他的思想会给后世带来什么样的可怕影响，而现在，注定要有一个“下等人”来挑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