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入于若干编辑部。他出席了某些文学方面的座谈会。因此他不那么经常去韩一潭家了。这也都不足为奇。但是他变了。对于韩一潭来说，他的变化不是渐变而是突变。一九八○年深秋，有一天龙点睛来到了韩一潭他们单位，韩一潭恰好在一进楼的走廊头上遇上了他。龙点睛戴著个米黄色的鸭舌帽，穿著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风雨衣。尽管韩一潭颇有一段时间没见著他了，但那天劈面遇上还是很高兴的。韩一潭刚想问他怎么这时候跑来了？并想领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间办公室坐坐，没想到龙点睛却只是淡然对韩一潭点了个头，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们主编在哪间屋？”韩一潭一楞，但也本能地将主编的办公室指给了他。他便绕过韩一潭，径直地朝主编办公室走去了。没有“伏笔”，没有“铺垫”，弄得韩一潭毫无思想准备，尴尬不堪。回到自己办公室，韩一潭心神不定，他想：或许龙点睛同主编谈完，还是会到自己办公室来的，哪怕仅仅是敷衍一下。然而龙点睛却并没有来。

都红的血在往脸上涌。她说了一句什么，她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说了一句什么，然而，话筒不在她的手上，说了也等于没说。小提琴的旋律已经被推到了高潮，戛然而止。在戛然而止的同时，女主持人的话刚好画上了句号。女主持人搂住了都红的肩膀，扶着她，试探性地往下走。都红一直不喜欢别人搀扶她。这是她内心极度的虚荣。她能走。即使她“什么都看不见”，她坚信自己一定可以回到后台去。“全社会”都看着她呢。都红想把女主持人的手推开，但是，爱的力量是决绝的，女主持人没有撒手。都红就这样被女主持人小心翼翼地搀下了舞台。她知道了，她来到这里和音乐无关，是为了烘托别人的爱，是为了还债。这笔债都红是还不尽的，小提琴动人的旋律就帮着她说情。人们会哭的，别人一哭她的债就抵消了——行行好，你就可怜可怜我吧!都红的手都颤抖了，女主持人让她恶心。音乐也让她恶心。都红仰起脸来，骄傲地伸出了她的下巴——音乐原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