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皇甫规、张奂的战功无疑逊色很多，他们所谓的安抚政策，效果一般，只是徒换来一时安稳，进而使得羌人恢复元气后再次叛乱。这样看来无疑显得劳民伤财，使得朝廷先期投入化为乌有，反而不如段颎那不服就杀，杀的羌人震恐，直到他死后方才敢反叛的效果好，无疑由此看来，段颎“汉末第一名将”实至名归。

想想看，汉羌百年战争东汉降伏多次，皆以安抚为主，但羌人等到机会必然叛乱。要知道东汉后期多数羌人都已被汉化了几代，却仍旧如此，后来若不是段颎这位“战神中的杀神”，铁腕碾压，即使投降也照样坑杀羌人俘虏，羌人闻其名而不敢反叛，这才结束了汉羌之争，充分说明了一点，对于异族，同化不如杀戮灭种震慑来的彻底。

至于后世史学家对羌人降而复叛，多数都片面归咎于东汉政治黑暗，贪官酷吏横行，羌人别无他法，官逼民反之下降而复叛。伏泉对此完全戳之以鼻，毕竟汉羌百年战争可是差不多断断续续的遍及了西汉一朝，而且后来的历史早已证明同化远远不如征服的杀戮可以对付异族。

汉羌战争最早可追溯于西汉末年，自从西汉武帝时霍去病降伏河西匈奴之后，河西羌人便依附了汉朝，后中原乘内乱之机，在河西做大，并时有劫掠寇边之事发生。后来东汉从光武帝开始，便陷入了与羌族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中，在马援平定羌乱仅仅二十年之后，参狼羌反叛，杀汉朝护羌都尉，窦固领命再次将其降伏，而正是东汉一次又一次的安抚，让羌人进入了一种降而复叛的模式，因为他们知道最终汉朝也会原谅他们，可谓是有恃无恐。

后世不断美化羌人所为乃被迫行为，只言桓、灵二帝昏庸，致使朝廷政治黑暗，贪官酷吏横行而使得官逼民反，可汉羌之间近百年战争即使将这两位登基的时间加一起，都达不到战争的一半时间，更何况汉羌战争早在灵帝即位不久便结束，这一切能推到两人身上吗？

如果按照史学家之言，是否说整个东汉一百多年就没有一刻朝廷政治清明？难道东汉前期所谓的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都是贪官横行之时？

若如此，那这所谓的盛世未免太过“浮夸”了吧？而且东汉国祚竟然能持续一百多年而屹立不倒，无疑显得太过长命，与史学家所言明显不符。

造成史学家记录这一切的原因，只是因为东汉后期皇帝依赖宦官，过分打压士人，使得掌控舆论，甚至修订史书的士人怀恨在心，感同身受，再加上野心家的命令驱使，美化自己篡位的正统性，使得史家拼命往桓、灵二帝身上泼脏水，其中最大的一点便是宠幸宦官。而在史书中，士人们拼命埋汰抹黑宦官，什么阴险毒辣、祸国殃民、心理变态等等词语尽情的修饰。但聪明人都明白，宦官对于皇帝而言是好的，他最大的作用是拱卫皇权，文官、武将、外戚都可能威胁皇权，唯有宦官始终站在皇帝一方。

当宦官灭了，皇权就受到极大了削弱，这也是后来党锢士人在袁绍率领灭杀了宦官后，天子无人保护，很容易就被董卓和曹操挟持的原因。毕竟皇帝于内宫之中无心腹，不能像历代东汉皇帝一样，利用弱小的宦官扳倒势力强大的外戚、士人集团，汉家气数也由此到了尽头。

想到这里，伏泉眼神分外凌厉，杨憙上奏以后，自己定会遭受非议，但他管这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士人如何指责，自己问心无愧便好，杀得一胡人，便是为后世子孙少一分威胁。反正本朝不说其他，有段颎杀俘的例子在先，他们再如何也不能动自己分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