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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历史

东晋第八位皇帝,元帝少子,简文帝司马昱。371年十一月己酉日被桓温拥立为帝,完全听命于桓温。东晋自司马睿开国江左以来,一直处于士族门阀的轮流支配之下,形成门阀政治的格局,而除了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稍有作为以外,其他皇帝都是几乎傀儡般的存在。到了简文帝司马昱时,这种皇权不振、士族专权的局面更达到极点,桓温完全掌控了朝廷大政,连谢安都视其为“君”,史称“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第二年七月司马昱得了重病,连发四诏催促尚居姑孰的桓温入朝辅政,桓温故意推辞,简文帝遂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说:“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此时的晋朝国运可以说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因为桓温完全可以凭借简文帝遗诏而篡晋自立,这是其他士族所不愿看到的。出身太原王氏的侍中王坦之迫简文帝同意将遗诏改为““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诸葛亮、王丞相王导故事。”就在晋室命悬一线、不绝如缕的关键时刻,各家士族门阀联手阻止了桓温篡晋的阴谋,确保了司马曜的顺利即位及东晋王朝的延续。桓温原本指望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前禅位于他,或自己摄理朝政,但大失所望,于是拒绝入朝,直至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二月才到建康朝见孝武帝,并带兵入朝。群臣惊慌失措,由于侍中王坦之、吏部尚书谢安应付自如,恒温才没有发难,晋朝得以安宁。三月,桓温退兵。七月,恒温在姑孰病死。

东晋第九位皇帝,简文帝司马昱三子,孝武帝司马曜,母亲是孝武文太后李陵容。372年即位。即位初期由从嫂崇德太后褚蒜子临朝听政。14岁时376开始亲政,实权由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掌握。即位时期由于税赋改革与谢安当国,被称为东晋末年的复兴。司马曜是汉族王朝第一个公开信佛的皇帝。谢安当权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可靠的军事力量支撑。由于对内要防范仍在荆州盘踞的桓冲势力,对外要对付日益强盛的前秦政权,谢安推举自己的侄儿谢玄为兖州刺史、徐州刺史,驻节北府今江苏镇江。谢玄招募刘牢之、何谦、诸葛侃、高衡、刘轨、田洛及孙无终等骁将,整合他们麾下以流民为主的jūn_duì,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北府兵”,这不仅是巩固了陈郡谢氏的势力,更为江左华夏政权的存续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太元八年383七月,“五胡十六国”中的“前秦”宣昭帝苻坚,兵发90万大军南下灭晋,谢安等指挥8万晋军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谢安死后司马曜利用士族门阀人才断层的空档期,致力于冲破门阀政治的格局,恢复司马氏皇权,遂以其弟司马道子代替谢安执政,并成为东晋开国江左以来最有权力的君主。但司马道子当国,以及孝武帝嗜酒成性,优柔寡断,导致东晋政局再度陷入混乱。396年九月庚申司马昱被宠妃张贵人杀死。

东晋第十位皇帝,孝武帝司马曜长子,安帝司马德宗。第一次在位是397~403年,第二次在位是404年~终。安帝继位时,东晋皇帝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朝外许多将军实际上自立,不受君命,朝内的权力也往往落在大臣手中。安帝的智力有点问题,说话不太利索,连冬天与夏天的区别都认不出来,因此朝廷的权力实际上完全由当朝大臣掌握。安帝初期朝廷政策主要由会稽王司马道子主持。隆安元年397年,尚书仆射王国宝、建威将军王绪倚仗当权的会稽王司马道子,图谋削弱各方镇,引起青、兖二州刺史王恭不满而起兵,桓玄遂怂恿荆州刺史殷仲堪响应王恭,朝廷畏惧,故杀王国宝、王绪以息事宁人。隆安二年398年,桓玄向朝廷求为广州刺史,司马道子任命其为督交、广二州军事、广州刺史,桓玄受命后却不到职。豫州刺史庾楷又因不满其辖区被割予江州,因此以讨伐司马道子心腹谯王司马尚之、江州刺史王愉的借口再度举兵,更联同了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温之子桓玄及南郡相杨佺期,并再推王恭为盟主。司马元显受命为征讨都督、假节,统率王珣、谢琰、司马尚之等对抗,王恭因其北府兵出身的部将刘牢之叛归朝廷而兵败被杀,桓玄等人退兵。朝廷为表安抚,乃任命各人官职,而以桓玄为江州刺史首府浔阳,今江西九江。桓玄、殷仲堪、杨佺期等三人惧怕朝廷讨伐,虽然相互间已生猜忌之心,但不得不合作自保,因此于浔阳正式结盟,桓玄因其家世声望而被推为盟主,遂更加骄傲。当时东晋的局势,朝廷内有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相继专权,外有桓玄等三人与刘牢之、司马尚之割据,而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以南一带,更为变民孙恩盘踞,国内大乱。隆安三年399年,桓玄消灭荆州刺史首府江陵,今湖北江陵殷仲堪、雍州刺史首府襄阳,今湖北襄阳杨佺期二人势力,尽占长江中游一带。400年孙恩从海岛登陆进攻会稽,401年攻浃口、临海、广陵,晋军多次战败。朝廷不得已乃任命桓玄为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八州及扬、豫八郡诸军事、后将军、荆、江二州刺史、假节。402年孙恩封锁建康,城内饥荒。东晋在暂时压制孙恩的势力后,权臣司马元显决定铲除桓玄,以手握晋军精锐北府兵的将领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出兵讨伐,然而刘牢之唯恐消灭桓玄后,不能被司马元显所容,又打算假借桓玄的力量以除掉当政者,自己再趁机夺权,因此不战而降。桓玄遂顺利东下,进入建康,杀司马元显。不久,并解除刘牢之的兵权,刘牢之因此意图叛变,事败自缢。桓玄更矫诏以任命自己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领豫州刺史,完全掌控国政,随即又接连诛杀北府将领,以铲除其势力。402年安帝亲征桓玄,但数次战败。桓玄自封为丞相、太尉。同年孙恩为临海太守辛景所败,自杀身亡。403年402年十二月庚申桓玄杀司马道子,从此成为东晋的主宰者。他于同年秋又自号楚王、大将军,随即篡位,改国号为“楚”,史称“桓楚”,贬安帝为平固王。以北府旧将刘裕为首的数名将领举兵讨伐桓玄,桓玄jūn_duì大败。桓玄挟安帝逃往江陵,安帝复辟为皇帝。但6月桓玄的将军桓振攻陷江陵,安帝又被俘。409年刘裕开始北伐,攻南燕,屡战屡胜,南燕灭亡。广州刺史卢循反叛后在交州被刺史杜慧度杀死。刘裕在朝中独掌大权,排挤和迫害与他不和的大臣,矫安帝诏以令外地刺史。

晋朝东晋末代皇帝,孝武帝司马曜子、安帝司马德宗弟,恭帝司马德文。418~420年在位。桓玄之乱后,刘裕当政。司马德文知道刘裕有篡位与杀害安帝司马德宗的企图,并且由于安帝本身的智力问题,司马德文便随侍于安帝左右。但是,一次司马德文因病出宫,安帝终被刘裕派人杀害。刘裕本人有意称帝,但由于图谶所言“昌明孝武帝之后有二帝”,于是刘裕为符合图谶所言,便于418年改立司马德文为皇帝。公元420年六月,刘裕逼恭帝禅位与他。恭帝强颜欢笑,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还说如果没有刘裕,晋朝早就灭亡了,是刘裕让晋朝又多延续了十几年,自己让位是心甘情愿的。然后自已按要求抄下诏书,宣布退位,晋朝东晋灭亡。于是刘裕称帝,改国号为“宋”。我国进入南北朝时期。之后,司马德文被封为零陵王,421年九月被刘裕派人杀死。

晋朝至此灭亡,被刘裕建立的宋朝刘宋取代,与东晋同时存在的北方的北魏,形成更加分裂混乱的南北朝时期。

二、文化背景:

司马昭为了夺取曹家天下,大开杀戒,天下名士一时减半。所谓的名士为了保全一条性命,接受了这血淋淋的事实和教训,也都变得乖巧、聪明起来。阮籍似乎走得更远,他不仅抛却了儒家济世的热情和理想,而且把内心的各种想法遮蔽起来,寻找精神的另一个寄托,从此“尤好庄、老”,他哭之于途穷,托之于酒酣,寄之于清谈,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他和王戎交觞酬酢高谈阔论,“必日夕而返”,然而却始终守住一个底线:“口不臧否人物”。可司马氏集团对他还是不放心,钟会曾几次问以时事,他皆以酣醉获免,摆脱了被人构陷、杀头的危机。又因为他是诗人,不能不写诗,即使写诗,虽多感慨之词,却也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苦心孤诣地隐晦曲折着,“百世下难以情测”,让人觉得托寄遥远而难以抓住他的“辫子”。有人倒下了,有人屈膝了,有人退隐了,有人摇身一变青云直上了,他永远没有了志趣相投的朋友,“临川羡洪波,同始异支流”。

魏晋时代政治黑暗,官场险恶,以谋权篡位或翦除异己为目标的宫廷斗争往往伴随着血腥的屠杀。一般文人情知国事不可为,不敢奢望修齐治平兼济天下,为全身远祸苟且偷安,只得逃避现实,缄口不谈时政。于是皈依老庄谈玄究理,到玄虚哲学中去寻找精神慰藉,配合以服药酗酒散发扪虱等颓废行为,一时蔚然成风,这便是魏晋风度。“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贼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从此,“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局面一去不返,谈玄之风却日盛一日,一炷香,一盏清茶,一杯醇酒,便可以海阔天空地谈论不休。由东汉的清议,月旦人物,评议时政,到魏晋的清谈,寄托心神于老庄,企图超脱俗世,对人生作哲学式的思考,以安放躁动不安的灵魂。魏氏春秋里说,当时清谈的名士中以阮咸为首,王戎次之,可见王戎的影响力。在风景优美的竹林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饮酒清谈,讨论周易、老庄,探寻万物本始的“至理”,以明自然之性,以定惑网之迷,遂成时髦与风气。有时行为也表现为一种浪漫主义。比如,刘伶以驴车载酒,车到那里喝到那里,并叮嘱跟随的仆人:“死便埋我”。还有嵇康,一双拿惯了毛笔的手,弹琴的手,却要抡起锤子去锻铁。究竟为什么透过现象看本质,却是因为“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其中痛苦是无须讳言的。

东晋渡江以后,“建康成为玄学的中心。”南迁的北方僧侣或以佛理入玄言,或用道家的无为解释佛家的涅槃,与玄学相唱和。“孙绰作道贤论,以两晋七僧与竹林七贤相比拟,正是佛玄结合的证明”翦伯赞语。同时因为佛教“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一时大为盛行。在东晋名士的清谈席上,我们可以经常地看到僧侣晃动的秃顶和活跃的身影。这些和尚既有学问,谈吐又不俗,以三寸不烂之舌,曾经折服了多少名士与权贵。他们游于朱门,如游蓬户,进进出出是极其随便的。从此,“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影响至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当时的一种真实写照。

王羲之的从伯父王导曾为东晋宰相,另一位从伯父王敦则是东晋的军事重镇。然而,他们又都是南渡以后当时的清谈名家。琅琊王氏除了王戎、王导、王敦,还有唯谈老庄,口中雌黄的王衍,善于品评人物的王澄,他们既位居要津,又大名鼎鼎,被天下人目之为“琳琅串玉。”一串,都是琅琊王氏人物,而不是一、二个,影响力就大了,一个时期的社会舆论大权就被他们操纵了。曾几何时,宰相府第成了清谈盛会的集合之地,权贵、名士、高朋、谈客盈门,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按照当时的习惯,谈论时一方为主,叙述自己的意见,称之为“通”;另一方为宾,就其论题加以诘辩,称之为“难”。客主无间,一来一往,旁听者随之渐入佳境而可以废寝忘食。每逢理会之间,要妙之际,就有听众绝倒于坐。比如卫玠之语议,王澄“前后三闻,为之三倒。”

东晋建立的同时,北方内迁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十几个割据政权,而东晋皇族受南方腐朽世家的影响,奢侈腐化,偏安半壁,不思进取,甘于南北对峙。同时东晋皇室又积极协调江南世家与南渡世家的关系,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安抚北方南迁的流民,随后江南地区生活安定,荆扬晏安,户口殷实,但拥有极多特权的南北官僚、世家肆意占夺人口和土地,依仗权势封山占水,使地方割据势力强大。

汉末至魏晋是华夏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最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盖因群雄割剧,战乱连年,政权更迭频繁,各种政治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统治者忙于轮翻做东,放松了对百姓思想的禁锢,所以个性张扬、不为世俗所累、崇尚自然的魏晋名士所代表的魏晋风度,是这段血腥、沉重历史的华丽变种,是几千年来文人雅士穷其一生追逐的精神桃花源。而国力衰弱,政治恶化,名士少有全者,这些混乱而痛苦的事实,生硬地刺痛着晋人的思想,使人思治而不得,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越来越多的名士在无望中选择了叛逆,他们佯狂而避世,在清醒与沉醉里优游,在痛苦和癫狂里迷失,谱写着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的豪迈与不羁,于是就有了所谓放浪形骸般的“魏晋风流”:嗜五石散,习南华言,浮华相扇,标榜为高,纵酒放达,脱衣裸形,甚至男人女化,涂脂抹粉,服妇人之服,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扪虱而谈,这种逃避现实的高雅举动是很多名士的选择和追求,这是他们洁身自好的最好途径。

但真正能体现魏晋风流的,是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的言行,是崇尚洒脱自然、风流倜傥、唯美优雅的举止,是对亲友的深情及对生命转瞬即逝的感伤,更是一种对文化的怀疑和避世的无奈,及保持心灵纯净的愿望和追求超越世俗的生活、盼望回归自然的想法。他们崇尚自然,喜欢雅致的生活,以吟诗作赋、听琴绘画、邀游玩赏、谈玄说怪为生。雅集,谈玄,清议,书法,音乐,琴棋,绘画,傅粉,服散,畅饮,女装癖,人们叛经离道,不拘俗礼,此时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在文人个性自觉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古拙浑朴之美向妍丽飘逸转换,各种艺术形式在要求表现自我情志的同时,开始追求形式的妍美。他们注重精神世界的纯净,无视功名利禄和富贵,内心旷达,形迹放浪,风流自赏,纵意狂歌,也向往着理想中的桃花源:无君无臣,无忧无虑,自耕自织,不务世事,以此表露着对传统礼教和腐朽文化的不满。老庄认为自然纯真、本性质朴就是美,而儒家在这个动ln的年代已经无法成为社会的规范和主流,可也不能完全从世人的思想里消失,于是就突破了独尊儒术,又结合了佛家道教,有了“援道入儒,儒道合流”的玄学。为了填补精神空白,专谈周易、老子、庄子这“三玄”的清谈风行,托杯玄胜,远咏庄老。自东汉礼教衰败以来就一蹶不振的儒家思想,终于彻底被道家思想击败,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最特殊的一个时代:道家治天下的两晋时期。

注: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既不叫“九品官人法”,也不叫“九品中正制”,而是习称为“九品之制”或简称为“九品”。到了唐代,杜佑始将“九品”与“中正”顺序连称,由此开启了“九品中正制”这一称谓的先河,所以在魏晋时期,是没有“九品中正制”这一名称的。

发上来之后才发现,被和谐的词语太多了,只好重新修改,用拼音代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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