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连队通信员交给杨文斌一封信。

从地址看，这封信是从军事科学研究院发来的。

杨文斌想，这肯定是于长深老师的回信吧！

他撕开信封，打开信笺。果然，信是军事科学研究院的于长深老师写来的。

于老师回信说，11月10日左右他要到滨城水面舰艇学院出差，中途欲在营城停留片刻，来看望杨文斌。

杨文斌非常感激，仅有一面之缘的于长深老师，能给自己以巨大的支持与鼓励。

说起和于老师的相识，那还有段故事。

那时，杨文斌在滨城师范大学读二年级。学校组织同学们报名献血。

杨文斌，在学校动员之后报了名。当时，他们班共有六十人，但是报名的只有四五个人。

学校派出了大客车，送他们定点医院统一采血。杨文斌他们赶到的时候，现场已经有很多学生在前面排队了。

杨文斌也排着队，在队伍的后部慢慢的进入了采血室。

医生，叫他们每个献血者，提前脱下衣服，露出左胳膊。

然后，他们用一条胶皮筋扎在献血者的上臂上接近肘部的地方。再用手掌，拍一拍胳膊上的血管，显露出最粗的那条静脉。

然后，要求献血者，左手做握拳、松开、握拳、松开的活动。

杨文斌看到前面的女同学在抽血的时候，闭着眼眼睛投向别处。

可是，轮到杨文斌抽血的时候，他没有那样做，而是睁着眼睛，看着自己血管里的鲜血，通过小细塑料管，注入采血袋。抽了不到半分钟，二百cc的鲜血流入了像牛奶袋大小的采血袋中。

献完血之后，医院给了每名献血者一百块钱的营养费。然后给每名献血的学生，放了七天假，可以回家休息。

杨文斌，在当天上午采了血之后，下午，就带上行李，来到了滨城火车站，准备买票回家。

但是，他到车站的时候，离火车发车时间，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啦！

而车站，那次车由于是去往关内的特快，已经没有车票了。

怎么办？是回学校，还是等下趟车。

可是下趟车，却要半夜才出发，得在这里等上六个小时，怎么熬啊。

杨文斌，在售票处想道：“对了？实在不行，自己买张站台票，先上车。上车之后，再补票总可以吧？”

他就到了售票口，要求买张这次车的站台票。

但是，售票员说，买站台票，必须得有这次车的车票。

“怎么办？求有这次车票的乘客，帮自己买一张站台票吧！”杨文斌有了主意。

可是找谁呢？他在这次列车的候车室里徘徊着，仔细打量着来来往往的乘客和坐在那里候车的乘客，判断谁有这次车的车票，并且能够帮他买票。

他在候车室里，转了两圈儿，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他几乎都要放弃了。

踌躇了一下，他决定再试一次。

正当他在候车室座椅与售票口之间徘徊的时候，看见迎面走来了一位老大爷。

那位老大爷穿着笔挺的蓝色中山装，戴着蓝色的前进帽，鼻梁上架着一幅高度近视眼镜。

老大爷中等身材，瘦瘦的脸庞，看上去就和蔼可亲。

杨文斌，拿出自己的学生证儿和自己的献血证儿，迎了上去。

他快步走到那位老大爷面前。看到老大爷的眼睛，跟他说：“大爷，您是乘坐这趟火车的吗？”

大爷抬起头，警惕的看了看杨文斌，点了点头，说：“是啊，有什么事情吗？”

杨文斌，把自己的学生证和献血证儿递到了老大爷的面前说道：“是这样的，大爷。我是滨城师范大学的学生，今天上午刚在我们学校献完血，想坐这次车回家。

但是因为来晚了没有买着车票，您看，能用您的车票，给我带一张站台票吗？”

杨文斌又递上了十块钱，“这是买站台票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