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紧一摆手，“没有没有，想跟你聊聊天就等于你要上路了啊？我听说你的二审开庭不是才过去不长时间吗？早着呢。”

他低下头叹气，“不早了，我在九班的时候也见过几个上路的。基本上从二审下来到上路，中间多上时间我心里有谱。唉，算了，这样活着等死也不是个事儿，早死早托生吧！”他精神黯淡，良久才抬起头问：“小哥儿，你找我啥事？”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好。半天才憋出一句：“呃，你可能不知道，七班家信都是我负责帮大家写。如果你有困难的话，我可以帮你写个信。”

“遗书是吧？”他脱口而出。

我默不作声，他怪异地一笑，“这里能写信的就两种人，一种是在这里已经判了服刑的，另外一种就是死犯。你现在说帮我写家信，不是遗书是个啥？”

我赶紧把手中的白沙递给他，他感激地冲我一点头，然后缓缓地抽出一支点上，“算了，我也不想写了。自打我出了这个案子，我家里人心都凉了，没人管我。”

“怎么会！”我气急地说，“怎么说你都是你父母的骨肉，咋会没人管？”

他一本正经地冲我摆摆手，“这你就不知道了，小哥儿。我从十几岁开始进少管所，到现在出这个案子，大牢都坐了四次了，派出所更不知道一共去过多少次。娘老子早就不管我啦！”他面部僵硬地笑，“我上班的时候我爹说最后一次管我，找了一堆关系把我弄到他厂里接他的班，结果没俩月我就把那女人的脑袋给崩了。现在那女人家里正跟我家打民事赔偿的官司呐！你说他们对我心里还有热乎气儿吗？唉，我这儿子当的，命都要没了，还得给家里留下一堆债。”

他抽了一口烟，没等我劝他好歹留下点字，就开始跟我聊他的成长史，说自己小时候如何幸福快乐，如何被几个坏小子带去第一次偷附近铝厂的铝锭，后来又怎样抢钱、扒窃，最后怎么弄到那支枪，怎么被抓到。开始我还打算找个空隙插进去，把话题引导到遗书这个方面。可他没有给我任何机会，滔滔不绝地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我放弃了引导话题的想法，无奈地看着他为自己短暂的一生忏悔。

等了好久，他终于停下不说了。我第二次提醒他：“兄弟，真不打算写点啥？”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你让我想想，我是真不知道给他们写点什么。”他低下头掰着指头，“算日子也该到了，今天中午没改善伙食，应该是明天晚上改善。可能后天早上我就得上路了。也或许这一次和我一块儿上路的少，不改善生活了……”他忽然抓住我的手，“小哥，你说我是不是明天早上就得走？”

“不能！”我被他吓了一跳，“我虽然来的时间不长，但是号里的规矩我还是知道的。别瞎想了，还是赶紧写点东西吧。”

从晚上七点多到十点半，张树杰坐在地上盯着墙壁足足发了三个小时呆，因为我知道他的时间不多，可能随时都会有写信的要求，所以拿着准备好了纸和笔陪着他一起呆坐了好几个小时。当他终于决定要下笔的时候，我的腿都麻了。

“写吧，小哥儿。你帮我取个硬纸板子，我垫着自己写。”

我赶紧把稿纸递给他，又从床底下找出几个监规的纸板，“不用我帮你吗？你这么写可能不太方便。”

他摇摇头，“不用了。我爸我妈都好久没看见我写的字了。我也没啥想写的，无非就是让他们保重身体之类，没啥长篇大论。”我点点头起身离开，让他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寇队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死犯打算自己写遗书的时候，最好让他自己待一会儿。

熄灯铃早就响过了，监仓门上面那盏昏黄的白炽灯有气无力地散发着自己的亮光。除了值班的苍蝇和小康，还有我和张树杰之外，其他人都早已睡着。我伸了伸懒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抽烟。这时邢耀祖坐了起来，“咋不睡觉？”

我冲他一笑，递给他一支烟，“张树杰写遗书呢，我得陪着。”

他接过烟，瞥了一眼床铺下，不屑地说：“操，整的还挺讲究的，他这样的枪毙二十次都不算多！”我一摆手，“话也不能这么说，好歹他在这世上活了一回，临走了不得给爹妈留几个字啊！”

邢耀祖冷冷地一笑，“就他？操，他给那个女的留字的时间了吗？”他拿过我手中的烟头对着他的烟点着，“你别看我也是作人进来的，但像他这样的，我就是个看不起！挟持个女人，算啥本事？有能耐别装逼，直接挟持老爷们儿去！”

我叹了口气，岔开话题说：“我估计就是这几天了？但是这一次监道里好像没啥消息。没听别的班说要上路啊？”他一摆手，“有。晚上四哥去监道口检查新收，回来跟我说三队和一队这一次加起来有七个，咱们队最少，就张树杰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