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亲王善耆其实是知道慈禧并不怎么喜欢自己，但是他对这件事也不是太在意。得到慈禧的接见并不容易，善耆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会面尽可能的说服慈禧尽快推行新政。
“太后，现在天下之议都是要求立宪。而且朝廷也有这个打算。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该尽快颁布立宪。奴才知道太后担心推行过快，总是有各种不足。免不得有人指手画脚。可天下的大事，哪一件不是被人指手画脚呢？尽快立宪的最大好处在于，我们有准备，那些希望立宪的人没有准备，立宪之后各个要害部门都可由咱们自己人把持。既然立宪，那就要选举。这选举是有规矩的，四年一选也好，五年一选也好，咱们都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处理。但是至少咱们占了大义的名分，又占了实权，又有立宪的制度。咱们可就先立于不败之地。若是缓缓图之，那些别有用心想利用立宪之人就有了充分的勾结，反倒是夜长梦多。”[搜索最新更新尽在.]
慈禧静静的听着肃亲王的陈述，这种“激进”的[方式让慈禧极不喜欢。慈禧希望的是能够先收服了人心，通过权术先把对方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再以施恩的方式推行宪政。这其实也是满清贵族们最习惯的方法。一定要说慈禧守旧，其实也是一个不全面的说法。慈禧一直是新政的“支持者”之一，至少是新举措的支持者，甚至可以说是发动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新政却没有人亡政息。因为新政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慈禧允许和支持的。光绪当年是靠了慈禧的允许，才能执掌新政权柄的。但是光绪却在那帮激进者的煽动下，把新政搞成了政治上的斗争。帝党想从后党那里争权，甚至搞到了准备干掉慈禧，强行夺取政权的程度。慈禧囚禁光绪与其说是对新政的仇恨，还不如说是很正常的自保而已。
现在肃亲王善耆又准备来这么一次，慈禧打心里头就反对。但是她也没有直截了当的进行反对，作为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在慈禧看来，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解释。解释就代表了关注，对方往往不会真的去在意慈禧话里头的反对，而是会更加变本加厉的去说服慈禧。
另一个让慈禧不说话，要给肃亲王留个面子的原因则是，肃亲王善耆这个人在满清里头也是一个另类。
善耆的政绩之一是创办了近代警政制度。庚子事变（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从北京仓皇出逃，行抵大同时，太后命善耆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善耆回京不久，结识了在日军中担任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两人相见恨晚，后来拜了把兄弟。善耆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持下，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编成巡捕队（这就是日后北京警察的滥觞）。光绪二十八年（1902），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步军统领衙门是旧的负责北京治安的机构，工巡局是新设的市政机构，领导新建立的巡警。
善耆的政绩之二是推进了北京城的市政建设。他主持设立了路工局，负责修筑北京城的马路。他还奏请将王府井的八旗神机营操场划出一部分，开办新式商场，即著名的东安市场的前身。当时京师呈现出新的气象。善耆还明令在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为男座，取消了妇女不能进戏院观戏的禁律，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一时轰传。
他的政绩之三是清除了崇文门税收的积弊。崇文门是对进京物品，如日用百货和奢侈品进行征税的主要关口。崇文门监督，不仅能收受贿赂，还能坐收部分税款，一年下来，监督可得几万两银子，历来是公认的肥缺。庚子事变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战火，清廷命善耆担任崇文门监督，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将税款全部上缴。
善耆还大刀阔斧地对税务制度加以整顿，禁止勒索，革除贪污。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以往商民入关由经济人包揽上税，从中抽厘，他改为官员直接验货收税，减去了中间盘剥的环节。善耆连任两届监督，税收大增，全部上缴国库。
善耆与其他王公贵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还是知道帝国的利益在个人利益之上。后世那些羡慕满清血统的人对善耆的评价居然颇高。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对善耆有几句评语：得材干之人易，得廉洁之人难；得廉洁之人易，得廉洁而能体下情之人难。使天下办事人尽如肃王，何患不百废俱兴焉！
如果在陈克为首的人民党看来，这些新政根本不值一提。和袁世凯创立北洋新军相比，这些事情对国家的促进也意义非常有限。只能称之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连慈禧也不喜欢此人的作风。
可是与满清其他那些只知道争权夺利，醉生梦死吃喝玩乐的王公相比，善耆倒是极为不同了。他毕竟是在北京，天子脚下难办事。这些小事虽然看起来不大，想办起来就要与各种势力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善耆能办成这些事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既然不能驳了善耆的面子，慈禧只好继续听下去。善耆也不是不懂世情的愣头青，如果是如此的话，他也不可能混到现在的地位。历史上汪精卫刺杀满清亲王，事情泄露之后被捕。善耆就力主赦免汪精卫。而汪精卫与善耆交谈之后，对这位时人眼中“干练、开明以及为人豪爽、性格诙谐”的亲王也很是钦佩。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组建伪南京政府，就准备委任善耆的儿子担任“驻日大使”。
见慈禧完全听不进去自己的劝告，善耆也不得不告退了。
善耆走后，慈禧极其轻微的松了口气。每次和这些人打交道都让慈禧感到一种非常的不开心。别的宫女太监都没有看出来，只有大太监李莲英极为默契的端了杯茶献了上来。慈禧喝了一口，却问道：“可有岑春煊的折子？”
肃亲王善耆其实是知道慈禧并不怎么喜欢自己，但是他对这件事也不是太在意。得到慈禧的接见并不容易，善耆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会面尽可能的说服慈禧尽快推行新政。
“太后，现在天下之议都是要求立宪。而且朝廷也有这个打算。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该尽快颁布立宪。奴才知道太后担心推行过快，总是有各种不足。免不得有人指手画脚。可天下的大事，哪一件不是被人指手画脚呢？尽快立宪的最大好处在于，我们有准备，那些希望立宪的人没有准备，立宪之后各个要害部门都可由咱们自己人把持。既然立宪，那就要选举。这选举是有规矩的，四年一选也好，五年一选也好，咱们都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处理。但是至少咱们占了大义的名分，又占了实权，又有立宪的制度。咱们可就先立于不败之地。若是缓缓图之，那些别有用心想利用立宪之人就有了充分的勾结，反倒是夜长梦多。”
慈禧静静的听着肃亲王的陈述，这种“激进”的方式让慈禧极不喜欢。慈禧希望的是能够先收服了人心，通过权术先把对方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再以施恩的方式推行宪政。这其实也是满清贵族们最习惯的方法。一定要说慈禧守旧，其实也是一个不全面的说法。慈禧一直是新政的“支持者”之一，至少是新举措的支持者，甚至可以说是发动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新政却没有人亡政息。因为新政很大程度上本来就是慈禧允许和支持的。光绪当年是靠了慈禧的允许，才能执掌新政权柄的。但是光绪却在那帮激进者的煽动下，把新政搞成了政治上的斗争。帝党想从后党那里争权，甚至搞到了准备干掉慈禧，强行夺取政权的程度。慈禧囚禁光绪与其说是对新政的仇恨，还不如说是很正常的自保而已。
现在肃亲王善耆又准备来这么一次，慈禧打心里头就反对。但是她也没有直截了当的进行反对，作为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在慈禧看来，很多时候并不需要解释。解释就代表了关注，对方往往不会真的去在意慈禧话里头的反对，而是会更加变本加厉的去说服慈禧。
另一个让慈禧不说话，要给肃亲王留个面子的原因则是，肃亲王善耆这个人在满清里头也是一个另类。
善耆的政绩之一是创办了近代警政制度。庚子事变（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从北京仓皇出逃，行抵大同时，太后命善耆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善耆回京不久，结识了在日军中担任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两人相见恨晚，后来拜了把兄弟。善耆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持下，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编成巡捕队（这就是日后北京警察的滥觞）。光绪二十八年（1902），善耆被任命为步军统领兼工巡局大臣。步军统领衙门是旧的负责北京治安的机构，工巡局是新设的市政机构，领导新建立的巡警。
善耆的政绩之二是推进了北京城的市政建设。他主持设立了路工局，负责修筑北京城的马路。他还奏请将王府井的八旗神机营操场划出一部分，开办新式商场，即著名的东安市场的前身。当时京师呈现出新的气象。善耆还明令在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为男座，取消了妇女不能进戏院观戏的禁律，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一时轰传。
他的政绩之三是清除了崇文门税收的积弊。崇文门是对进京物品，如日用百货和奢侈品进行征税的主要关口。崇文门监督，不仅能收受贿赂，还能坐收部分税款，一年下来，监督可得几万两银子，历来是公认的肥缺。庚子事变中地处东交民巷的肃王府毁于战火，清廷命善耆担任崇文门监督，包含着让他从税款“提成”中得些收入，另建王府的用意。善耆上任后却没领这个情，将税款全部上缴。
善耆还大刀阔斧地对税务制度加以整顿，禁止勒索，革除贪污。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以往商民入关由经济人包揽上税，从中抽厘，他改为官员直接验货收税，减去了中间盘剥的环节。善耆连任两届监督，税收大增，全部上缴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