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朋友给酒徒的资料，关于明代。不多说，一声叹息而已。如果读者年龄超过27岁，希望你能把此文读完，有点长。
转自西塞论坛——明朝的癌症-从内部烂掉的汉族朝代
明朝的癌症-从内部烂掉的汉族朝代
作者：吴思
国的传统社会和政治组织是从西周开始的家国体制，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这个体制对中国的一统和繁荣确实有莫大的好处，但到了明朝中期以后，就已经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对立面了。皇帝有自己的家，大臣也有自己的家，各个家都是国的一分子，但各个家都想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利益。这种扩大，是借用权力，从其他的‘家‘(权力小的)抽来的，对社会总财富的增长毫无用处。就好象癌症一样，明朝到了后期肿瘤扩散到全身，即使到了南明，福鲁唐桂诸王王朝内部，各王之间，仍然是你争我夺，私利高于一切。桂王手上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时，孙可望李定国两个人还是斗得不亦乐乎。这种朝廷，不灭亡真是没有天理了。
明朝的灭亡，是最典型的从里面烂掉的例子。唐宋辽金元清诸朝的灭亡，外部压力或内部的民族与割据问题是主因，只有明朝是从中期开始一点一点烂下去，外部的压力只占很小的份额。没有满清，明朝一样要完蛋。
有人说张居正是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这个我也是相当赞同的。万历初年明朝居然还可以有这个一样良好的财政局面，不容易阿。不过反思之，在旧体制里搞这种改革，纵然有短期的效果，长远看来不过是暂时直接补充一些营养罢了，癌细胞不除，很快又会消耗得干干净净。纵观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改革是真正成功了的。为什么国家要改革?
不管是王莽，杨炎，王安石还是张居正，都是因为国家的正常经济秩序被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者打乱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流到了癌细胞那里，国家财政自然吃紧。井田也罢，两税法也罢，方田均税法也罢，一条鞭法也罢，本质上都是要把被癌细胞抢去的部分社会财富重新由国家来控制，并尽可能的缩小分配不公。为什么他们最后都归于失败?
因为这些癌细胞不是一般的癌细胞，它们控制着大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利益被侵犯；它们宁可整个社会同归于尽也绝不会有一分一秒放弃自己的利益。这种社会结构我不知道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有没有，但是在中国，直到今天也是没有改变的。
其实我以为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是有序化程度，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宏观方向就是社会宏观尺度上的越来越有序，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社会契约越来越严密。抛开那些容易被感情影响的伦理及哲学说教，从经济和法制的角度来看，独裁与民主都不是目的，而只是有序化管理的手段。日本历史上比中国还要没有自由民主，但它的社会秩序并不象中国这样周期出现癌变；印度和拉美都是所谓民主国家，可是腐败一样厉害。我以为研究明朝灭亡的过程，其着眼点可以放在家国体制是如何逐步诱发癌变，导致社会秩序的瓦解甚至社会的同归于尽的(每一次改超换代，中国大概都要损失一半的人口，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历史部分，明史是很值得关注与探究的。汉文化到明代已到了烂熟出脓的境地，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呈现出结构性的非颠覆无以再造的溃烂。游牧民族的清新作风延缓了崩溃，也相应延迟了再造。从文明而言，明是汉文明作为主要世界文明的终结。郑和海洋扩张的无以为继宣告汉文明扩张和上升的结束。百年后欧洲文明在美洲的登陆和在海洋的扩张完成了欧洲文明迈向世界主导文明的蜕变和越升。明是汉文明由盛而衰的主要切换点，值得研究。
刘瑾潜流——“财政阴史”的一个断面
吴思
一、千年世界级巨富
我在“中青在线”网站读到一条2001年4月9日发布的消息，标题是《千年最富50人中国6人上榜》，全文抄录如下：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该报日前选出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目前仍然在世的，包括身家过360亿美元的汶莱苏丹陛下哈志哈山纳柏嘉，以及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在入选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出现时间前后横跨800年，他们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监刘瑾、清商人伍秉鉴、宋子文。
《亚洲华尔街日报》还说，如果按征服土地来计算，在职业一栏是“征服者”，财富来源一栏是“掠夺”的成吉思汗可称“天下最富”。当时，蒙古人打下了1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明武宗年间太监刘瑾被处死后，人们从他家中搜出黄金3360公斤、白银725万公斤。明末国库仅得200万公斤白银。
清朝的和珅被查出贪污白银达2.2亿两。
20世纪30年代，宋子文在美学成回国后，迅即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由于其妹宋美龄嫁于蒋介石，宋子文更得到重用，且成为当时中国与美国交涉的主要渠道人物。有说在40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
伍秉鉴是十三行的买办，他继承了当时只得少数人获准经营的丝绸和瓷器生意，身家至少有好几百万银元。这种大视野看起来很痛快，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但我恰好留心过刘瑾的家当，也抄录过与明朝国库有关的一些数字，看了刘瑾家的金银数目便感觉疑惑，似乎数字太大了。至于明末国库的白银存量，更是错得离谱，张居正改革十年，国库丰盈，太仓（专门存银子的国库，又称银库）的白银储备不过600万两，亚洲华尔街日报却说刘瑾一家就有725万公斤，竟敢说明朝破败时还有200万公斤，其误差恐怕要有十倍百倍。如果崇祯真有这笔相当于二十年中央财政现金收入的白银储备，何至于上吊？李自成要是能缴获这一大笔银子，何必在京城以至全国大举搜刮，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隐约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个数字，李自成打下北京，发现太仓里只剩下二十多万两白银，不禁感叹道：这么个大国，只有这么点银子，岂能不亡？——我查不到这个故事的出处了，姑且摆在这里，仅供参考。
我相信自己的感觉不错，怀疑翻译错了，就上网搜索原文，结果在thewallstreetjoual(wsj)的网站找到了出处。翻译果然有些小错。下边是我选译的刘瑾简介(注1)
刘瑾（1452-1510）
社会地位：宫廷太监
财富来源：渎职
财产：金银
中国明朝一个富得惊人的宫廷太监。刘瑾滥用职权，聚积了巨大的财富。最后因叛逆罪而被处死时，他被发现拥有黄金1200万盎司（译者注：折37万公斤，而不是前译的3360公斤），白银2.59亿盎司（译者注：折805万公斤，而不是前译的725万公斤）。作为对比，明朝倒台时皇宫国库只有白银3000万至7000万盎司（译者注：确实可以折为200万公斤）。不过，关于刘瑾的财富的报道可能被严重夸大了，因为历史学家们要用他的故事警告人们：太监干政时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并不想在数字和细节上较劲，要紧的是刘瑾荣登千年世界级最富排行榜这件事本身。我觉得刘瑾、和珅的上榜，揭示了潜藏在中华文明光辉表面下的大东西。我想深究的就是这种东西。华尔街错多错少并不要紧，只要在刘瑾“富可敌国”这个关键点上没错，我的深究便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地想多追几步，想算算账，折成人民币算一算，搞清楚刘瑾家到底有多少钱。我估计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对此感到好奇。
这一追还真追出了我自己的毛病，原来华尔街提供的刘瑾家产数字大有根据。
我总共找到了三组数字，第一组就是华尔街所依据的数字，也是最大的数字，即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亿两。华尔街把明朝的一两（36.9克）误为一盎司（31.103克），因而将刘瑾的家产低估了7.5万公斤黄金，150万公斤白银。我明白，数字太大了让人眼晕，多两个零少两个零早已没了感觉。这么说吧，华尔街的这个误差，仅仅白银这一项，就超过了明朝全盛时期国库白银储备的六倍。这可不是小错，如此大刀阔斧地削减刘瑾的家产，犯在他本人手里，一百条命也丢了。
这第一组数字见于郎瑛的《七修类稿》卷十三，陈洪谟的《继世纪闻》卷三。《明通鉴》说王世贞也引用过这个数字。这几个作者均为明朝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其中陈洪谟在刘瑾死时正当壮年，36岁，中进士十余年，当过刑部和户部的部曹，最后以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退休。这样的人写起刘瑾来，如同今日在财政部和最高法院干过的人，以高级干部的身份退休后写陈希同或成克杰，五百年后的晚辈小子怎敢不洗耳恭听？
第二组数字见于《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五，（清）赵翼说刘瑾有黄金250万两，银5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这个数字大约只有第一组数字的五分之一，但赵翼也是大名鼎鼎的史家，这本书又以挑前代史家的毛病著称，考证详实，我等晚辈也不敢不重视。
第三组数字属于滑头数字。《明通鉴》卷四十二列举了第一组数字后，对比了汉朝董贤的42亿钱家产，梁冀的30亿钱家产，都比刘瑾差了一个数量级，作者夏燮因此怀疑对刘瑾的家产高估了。于是《明通鉴》宣布与正史保持一致，给了个“金银累数百万”的说法。“累数百万”，到底是一百万还是九百万？是金是银？单位是斤还是两？这里的每个差别都能差出十倍，作者一概模糊过去，这样的数字实在没法用。当然我们也可以取最保守的态度，一概选择小头，说刘瑾至少有几百万两银子。几百万呢？就选个最少的二百万吧。正德元年（1506年）刘瑾得势，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白银还不足二百万两。
从1522年到1532年，太仓平均每年的白银收入恰好是二百万两。
根据会计工作的谨慎原则，我这里采纳第二组数字。不喜欢如此保守的人，不妨把我的估算结果乘以一二三四五中的任何一个数，只要不超过五，就不算胡说八道。而担心后代御用文人将刘瑾妖魔化，拿刘瑾当替罪羊，宁愿保守至极的人，只要记住刘瑾的家产和国库每年的白银收入相当就行了——这笔银子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八亿人民币。
根据第二组数字，刘瑾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他珍宝无算。我们就不算“他珍宝”，再把黄金按当时的常规一比七折为白银，刘瑾的家产总值为6750万两白银——比张居正辛辛苦苦十余年充实起来的太仓还要多十倍。这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呢？在当时的平常年景，一两银子可以买两石米，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相当于254.88亿人民币(注2)。我刚刚上网查了，中国大陆只有一个人够格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翁排行榜，即前国家副主席之子，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荣智健，身家为10亿美元，不足刘太监的三分之一。
我们再冒说一句。有超人之称的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有多少钱？《福布斯》杂志说他的家产为113亿美元，在全球排第31名。李嘉诚1999年排名世界第十，这两年让那些it暴发户挤下去不少。假如刘瑾活着，他的排名恐怕还要下降。只要我们像华尔街那样选择第一组数字，也就是把刘瑾的银两乘以五，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便是1274亿人民币，约153亿美元，比李嘉诚还要多40亿美元。
这么大的数字，可信么？我不敢相信把李嘉诚比下去的第一组数字，但足以把三个荣智健比下去的第二组数字就不好不信了。刘瑾一流的巨富，即贪污受贿渎职而成的巨富，在中国历史上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绝非孤立现象。前边提了一句汉朝的董贤和梁冀，积钱至三四十亿。明朝前有王振，后有严嵩、魏忠贤，其家产清单开起来也是一长串大数目，我就不拿这些数字烦读者了。
清朝的和珅恨不得比刘瑾还富。“中青在线”引用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说他有2.2亿两白银。我还见过更大的数字。据籍没其家产的清单记载，和珅有赤金58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当铺75座，银号42座，地产8000余顷。另有玉器、绸缎、洋货、皮张等库多座。没收的财产总计估银约8亿两，少说也顶四个刘瑾。乾隆末年，国家财政每年的实际收入为银4359万两，和珅的财产相当于清朝盛世18年的财政收入(注3)。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可见同代人的感觉也支持了富可敌国的数字。
二、财政阴史
国库的银子汇集百川，来历分明，大大小小的河道渠道都是可以俯瞰拍照的。忽然间，一座大出十倍的水库惊现于国库侧畔，地面径流却只有孤零零的一条毛渠，即正四品官员每年288石米的俸禄，折合白银144两。按照这种流量，一口水不喝，注满刘瑾家的水库也需要47万年。实际上，司礼监太监刘瑾虽然也是四品官，但明朝的立法者认为太监无须拉家带口，用不了那么多钱，所以四品宦官的法定收入只有日常口粮和服装，折成银子还不及四品文官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地表径流需要500多万年才能注满刘瑾家的水库，而刘瑾的积累仅仅用了五年。理论与现实相差如此悬殊，难道可以不去考察解释么？
只要一想到解释，任何人都敢断定：地表之下必有潜流，有阴沟，有地下河。“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就借用世界名人刘瑾的声望，称这套地下网络为“刘瑾潜流”。
古有食货志，今有财政史。我半路出家，孤陋寡闻，看过的史、志似乎都把重点放在地表径流上，罗列各州县的钱粮徭役，国家的盐铁茶马，酒榷商税，着重描述并解释种种明面上的开支收入及其变迁。但是我们已经发现，地下潜流在资源的总流量中zhan有相当大的比例，不描写“刘瑾潜流”的财政史只能叫“财政阳史”，如欲完整，还应该补上“财政阴史”。
“财政阴史”很难写，那些阴账暗账恐怕早在阴沟里烂没了，找不着了。这么说并不是打比方。清朝乾隆年间的著名师爷汪辉祖写过一本《学治说赘》，其中就扎扎实实地谈到账本问题，他要求建立四个账：正入簿、正出簿、杂入簿、杂出簿。正入簿“记银谷应征之数，及税契、杂税、耗羡等项”；正出簿“记银谷之应解、应支、应放、应垫之数，及廉奉幕修等项”；这两项都是明账。杂入簿“记银之平余，谷之斛面，及某岁额有之陋规等项。应入己者可质鬼神，人所共知，不必讳也。若额外婪索，是为赃私，不可以入簿者。”杂出簿“记应捐、应赠之断不可省者，及日用应费各项。”这后两项显然是小金库的账。
汪辉祖要求官员们经常算账结账。正入簿亏了，可以先用杂入账上的钱补。由此可见，清朝的小金库很重要，“断不可省”，官吏们管理小金库的账目也很有一套，来源和去向都很明白。主要来源当然是陋规收入，或是下级的孝敬，或是从老百姓手里搜刮的常例。主要去向则是不能不送的礼物等，也就是对上级的孝敬。同时还包括一些“正出”项目中没有的日常费用。
假如我们掌握了许多这样的账本，“财政阴史”就会好写一些，不过仍缺少“额外婪索，是为赃私，不可以入簿者”——对这个巨大缺口，恐怕只能拿抄家清单填补一二了。
我下边要做的，就是在刘瑾周围搜集一些历史碎片，尽量拼凑出“刘瑾潜流”在（明）正德初年的历史横断面。实在凑不上，就用其他年代的碎片代替，聊胜于无而已。
三、抽水机规则
正德初年，刘瑾当政期间，兵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那一刀下手很重，身边人抢救时，周先生已不能言。从者拿来纸笔，周钥写下“赵知府误我”几个字后便死了。
按照级别，给事中不过“从七品”，还不如七品知县的官大。按照实际的地位和权力，六科给事中在皇帝身边负责监察中央六部和天下诸司，各部各地的大员们也不敢不敬畏三分。即使碰到皇帝本人的错误指示，只要不合圣人之教、祖宗之法，给事中在名义上也有权“封驳”，顶回去不准下发。科道之官是官场上的鹰，是最高层级的食肉动物，是以各级官员的身家性命为食的动物。在科道任职，成为六科给事中或十三道御史的一员，乃是明朝读书人的仕宦美梦，一个美梦成真的人何必自杀？
《明史》卷188上说，那时刘瑾当权，甚为骄横，奉使出差的人回来，刘瑾都要重重地索取一笔贿赂。周钥到淮安办事，与知府赵俊的关系不错，赵知府答应贷给周钥“千金”，以应付刘瑾，临走时又变卦了。周钥“计无所出”，船走到桃源时自杀。
读完这段介绍，我仍然不懂周钥何必自杀。一千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如今的40万人民币，诚然是一笔大数。但这笔贿赂即使像债务一样硬，确实还不起又能怎么样？竟值得自杀么？我猜，他大概太在乎那个给事中的地位了。好不容易登上荣誉的高峰，成了亲友和众乡亲的骄傲，忽然有可能丢官，荣耀将变为耻辱，半生的努力和未来的前程也一并付诸东流，这些东西加起来，不值得自杀么？——对我来说依然勉强。
最后，时人陈洪谟的一段记载帮助我理解了周钥的选择。据《继世纪闻》卷二说，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出京查盘钱粮，返京后刘瑾索贿，嫌那二位给得少，就说他们参劾官员失当，大发雷霆，用一百五十斤重的枷，将这二位枷于公生门。当时正是夏季，大雨昼夜不停，这二位就在雨中淋着。
原来是著名的一百五十斤枷。据《明史》卷95介绍，刘瑾通过亲信控制了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让两厂竞争，调动了特务们的积极性，并且有许多发明创造，用150斤重的枷套在脖子上，就是他们的发明之一。戴了这种枷，“不数日辄死”，《明史》卷192也说，“枷死者无数”，可见摆在周钥面前的前景多么可怕。既然很可能被活活枷死，周钥的自杀便有了选择安乐死的意思，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看了这个故事，不知诸位是否发现了点什么。我初读时感觉有点古怪，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古怪，更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又读了六七项记载，都是关于刘瑾如何索贿，不如愿就变着法收拾人家的故事，读着读着，忽然就明白了，原来刘瑾向我们展示了一条级别很高的潜规则。与潜流的比喻对应，我为这条潜规则想了个名字，叫“抽水机规则”。换一个比喻也可以叫“捕鱼规则”。
我读到的官场徇私舞弊故事，给我留下一个总印象：面对百姓，贪官污吏通常很生猛，取主动进攻态势；面对官场同僚，一般则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温和策略。按说，只要手里有乌纱帽之类的钓饵，不愁鱼不上钩。乌纱帽意味着合法伤害下级和百姓的权力，拿到这个权力便可以榨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很合算的买卖。换个比方说，人往高出走，水往低出流，只要有利益吸引着，官吏自然会流过去完成权钱交易。但是刘瑾不然。他根本就不用钓饵，根本就不拿利益吸引你流过去，他径直把钓竿换做鱼网，将进京的官员一网打尽，直接往官场里插一根抽水机管子，开足了马力硬往上抽。刘瑾的管子长度有限，口径也太大，通常够不着下层百姓。按照渠道系统的分类方式，最高级别的渠道为干渠，次为支渠，再次为斗渠，下为农渠，最下为毛渠。刘瑾看不上农渠毛渠，主要往干渠支渠里插管子。
周钥、安奎之类的中央监察官员，被刘瑾像堵住笼子抓鸡一般地随意收拾，其实他们出了北京就是官场上的鹰。在他们监视之下的地方官员很愿意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纳贿，明末也流传着给事中是受贿之王的说法。如今这些大王必须统一向刘瑾纳贿了。上述官场之鹰的总数，六科给事中有58人，十三道御史有110人。监察系统还有一批官员，大约20多人，他们挂着左右副都御史（近似监察部副部长）之类的头衔巡抚四方，常年在外，这些鹰也要统一向刘瑾纳贿。
《明史·宦官列传》说，当时内阁的焦芳、刘宇（近似国务委员），吏部尚书张綵（近似人事部部长），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近似╳的中统局长兼中央警卫局局长），都是刘瑾的心腹。他们变更原来的制度，令各地巡抚入京接受皇帝的敕命，同时向刘瑾纳贿。延绥巡抚刘宇不来，被逮捕下狱。宣府巡抚陆完来晚了，几乎被判罪，贿赂了之后才让他“试职”。《明史》卷186还提到一个叫冒政的清官，挂着右副都御史的头衔巡抚宁夏。冒政为官廉洁，刘瑾索贿不得，就找了一个岔子将他逮捕，又罚米三千石。刘瑾死后，冒政才恢复原官职退休。
比监察大员低一个级别的渠道，当属各省的行政长官。
《继世纪闻》卷二说，正德三年（1508年），天下诸司赴京朝觐。刘瑾下令每个布政司（近似省政府）送银二万两，交了钱才放人回去。银子则由刘瑾等人分用。各地官员无奈，纷纷向京师巨室借贷，回任后，为了还贷再加倍搜刮民财。这个过程假如反映到账目上，大概就是各地的“正簿”入了宦官的“杂簿”，各省长官回去后搜刮“杂入”，填补正簿中的“杂出”。而刘瑾等又从宦官的杂簿中领走了自己的一份。
《继世纪闻》记载的这次大规模索贿已经是第二次了。按照明朝规定，各地官员每三年入京朝觐一次。三年前是正德元年，刘瑾刚刚得势，便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一个人一千两银子，多的要到五千两。不给的则贬斥，给得多了则升迁。所谓“天下三司”，指的是当时全国十三个省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各省的兵马、钱粮和刑名，号称封疆大吏。其中最大的官是都指挥使，正二品，每年的官俸为732石米，按市价折成银子不过366两。布政使（近似省长，从二品）的俸禄是每年576石米，折银不过288两，三年不吃不喝全孝敬了刘瑾也不够。这批人的总数，以每个职位至少设左右或正副二职计，大约有七八十人。搜刮一次便有十万雪花银的进项。
刘瑾的抽水管子也插向漕运、盐政、屯田和科举这些领域。这些领域的正式制度，譬如盐引制度之类，解释清楚已不容易，再讲明白其中的猫腻更费笔墨。我在这里只选一个科举方面的简单故事作为示意。
《明史》卷174说到一个叫安国的人，接父亲的班当了军官。正德三年，安国考中了武状元，分配到陕西三边当代理师长（进署指挥使）。这时候刘瑾索贿来了。安国和同时中武会举的六十人都拿不出钱来，刘瑾便发配他们下连当兵（编之行伍），随时听候调遣，禁止擅自归家。这六十人全部陷入困境，和戍卒生活在一起，几乎难以维持生存。而边疆的守臣害怕刘瑾，谁也不敢收用他们。直到刘瑾死后，安国才回到考试前的起点——接父亲的班当军官。
刘瑾也干过许多卖官鬻爵或徇私枉法的勾当，这属于权钱交易，不是抽水机运转。除了数额特别巨大，交易对象身份特殊，出卖公众利益时特别肆无忌惮之外，这些行为并无创立新规则的特殊意义，这里暂且从略。
总之，刘瑾具有出类拔萃的进攻性。我们可以在上述故事中发现一个共同点：那些官员们付出的贿赂并不是升官发财的投资，而是避祸消灾的保险费，更准确地说，是对黑手党欠下的债务。汉语好像还没有对此作出区别，将这两种性质的钱财潜流统称之为贿赂。祖国语言显然还有进化余地。
四、抽水机是怎样制造的
监察御史蒋钦向皇帝揭发说：昨天，刘瑾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每人一千两银子，甚至有要到五千两的。不给则贬斥，给了则提拔。全国都感到寒心，惟独陛下把他放在身边使用。这是不知道左右有贼，把贼当成心腹了请立刻杀刘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刘瑾
这是我读到的有关刘瑾牌抽水机运行的初次记录。蒋钦写到的“昨天”，即正德二年闰正月初八（公元1507年2月19日），初六那天他刚刚挨过廷杖的打，三天后便再次冒死上疏。（注4）可见刘瑾抽水也不容易，真有人不要命地跳出来破坏捣乱。
为了理解当事双方的勇气，刘瑾抽水的勇气和蒋钦跳出来砸抽水机的勇气，我们要追溯发生在数月之前的一场殊死搏斗。
刘瑾很会哄孩子。正德皇帝登极时不过十五岁，喜欢玩打仗，刘瑾是个粗人，颇能理解顽童的趣味，便和另外七位太监一起与皇上“击毬”，“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还带着皇帝微服出行。小皇帝玩得“大欢乐”，对刘瑾便日渐信用。
文官们听说以刘瑾为首的八位太监引诱皇帝“游宴”，不学好，便纷纷上疏论谏，大学士（近似政治局常委）刘健、谢迁、李东阳带头，一堆尚书（近似部长）、给事中和御史呼应，形成了外廷文官对内廷宦官的攻击之势。小皇帝烦透了那些文官讲大道理，却被五官监候（正九品，近似天文局历法科科长）杨源拿星相变化说事的一篇上疏说害怕了。见小皇帝有点怕，刘健等人发起一轮更凶猛的攻势，要求皇帝诛杀刘瑾，以户部尚书韩文为首的众大臣摇旗呐喊，声势大振。小皇帝心虚了，有让步的意思，就召来宦官中地位最高的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让他们阁臣们商量，把刘瑾等人发到南京闲住。正德元年十月十二日（公元1506年10月27日）这一天，王岳等人代表小皇帝往返三次，与大臣们讨价还价，皇帝希望缓和处理，大臣非要杀人不可。大臣中有人劝刘健也让一步，以免过激生变，但刘健寸步不让。
据说太监王岳比较正直，又有些嫉妒刘瑾。刘瑾是皇帝的亲信，而他这位地位更高的太监却常常被晾在一边。在传话的过程中，王岳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对小皇帝说，阁臣们的意见对。于是刘健胆气更壮，与众大臣约定次日早朝“伏阕面争”，诛杀刘瑾，王岳为内应。
当天晚上，吏部尚书焦芳派人向刘瑾报警。刘瑾大惧，连夜和他那几个太监哥们伏在小皇帝周围磕头痛哭。哭到小皇帝动了心，刘瑾说，王岳想害奴等。他勾结阁臣，目的是管制皇上的进出行动，我们不让他管制皇上，他就要锄掉我们这些障碍。再说了，玩鹰玩狗有什么大不了的，有点损失也不过万分之几。如果司礼监太监用对了人，那些文官岂敢这么闹？
小皇帝一下想通了，这些人内外勾结是要管住他，不让他玩，顿时大怒，立命刘瑾出掌司礼监，另外两个趴在地上哭的太监出掌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并逮捕王岳等三位帮助文官的太监，连夜发配南京充军。
次日早朝，众大臣正要伏阕面争，发现形势已经大变。其实，在与皇帝讨价还价时，除了说两句“皇上，这样对陛下不好，那样对陛下更好”之外，大臣手里并无王牌，皇上决心一下，他们除了干瞪眼，只剩下辞职一途。刘健等三位阁臣立即辞职求去。按照常规，辞职报告连上三次皇帝再予批准才算不失礼貌，但刘健等的报告刚送上去就批下来了，除了李东阳谁也不挽留。在官场的语言中，这就等于让刘健等人滚蛋。同时，任命焦芳入阁为大学士。刘瑾初战告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