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前世对此并不了解，他并没有布置相关的任务，要不是蔡景芳自己意识到其中的价值，那赵旉和大宋的损失可就太大了。虽然在科技成果方面，这一时期的阿拉伯科技无法与正处于极盛期（只考虑科技文化的话）的中华文明相比，但阿拉伯位于东西方交汇之处的优势，却使其可以较容易地取长补短。所以，在“百年翻译运动”之后，阿拉伯的科技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了其学科全面、体系严密的特点。

然而，伊斯兰教“正统派”影响极大的“大伊玛目”安萨里（1058～1111）却对“百年翻译运动”及其成果作出了完全否定的评价。他认为，这些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知识属于古兰经中所谓“受憎恶的知识”，对于信仰的巩固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样的知识越多，对信仰的损害越大。因此，穆斯林们应当抛弃这些“受憎恶的知识”，回到“正统”的道路上来，通过内心诚修来达到接近真主的目的。他对非伊斯兰教知识的这个论断极大的影响了后来的逊尼派穆斯林。

正是在安萨里的这一思想影响下，西元11世纪以后，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股“回到正统伊斯兰”的浪潮，矛头所指正是曾在“百年翻译运动”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伊斯兰理性主义学派。伊斯兰理性主义学者纷纷遭到迫害，著作也被大量焚毁（注1），但现在这一进程才刚刚开始，所以阿拉伯地区仍有相当数量的学术著作留存于世。蔡景芳只是带回了其中的一部分，就已经令赵旉叹为观止。

在天文学方面，仅以理论而言，阿拉伯人较之中国人并没有太大的优势。事实上，在历史上望远镜发明之前，中国的天文学一直领先于世界（注2），这一点从中国古代精确性极高的历法就可以看出。但在应用上，阿拉伯人因为以商业立国的原因，天文学成果很快便被用于航海（注3），并制造出了星盘这种在当时算是非常精确的测量装置，而不像中国古代的天文学那样，只是一味地钻在历法里面。蔡景芳这次带回了阿拉伯天文学家白塔尼等人的著作，大宋的天文学家们应该可以从中取长补短，完善中国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注1：在这段黑暗的历史中，阿拉伯哲学的创始人肯迪的238篇（部）著作中，阿拉伯文原文大部分失传，今天我们看到的他的著作多为欧洲人保存的拉丁文译本；伊斯兰理性主义的奠基者、“穆斯林哲圣”法拉比的近200种著作绝大部分都只有欧洲人翻译的希伯来文和拉丁文译本流传至今，今天我们能看到的阿拉伯文原本只有30种；伊斯兰理性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伊本·路西德被判“叛教”，著作全部被焚毁（他的思想主要靠其著作的拉丁文译本被欧洲人保存至今），本人也被和其他学者一起流放（后经友人斡旋被释放）。可以说，以安萨里为代表的苏菲主义对伊斯兰理性主义的“历史性胜利”，正是伊斯兰教从开放转向封闭的转折点，也是伊斯兰世界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注2：尽管如此，由于缺乏交流对象的原因，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不少方面都很薄弱，而且不良传统与错误也常常会持续很长时间。比如日食、月食的原因与预测，中国一直没能独立研究出来。不过，士大夫们需要这些怪异天象以钳制皇权，即使真有人研究出来，恐怕也很难得到认同吧？

注3：其实西方古代天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用途，那就是算命，星盘最初被制作出来也是因为占星术的需要，但一些阿拉伯海商却以敏锐的商业直觉发现了它更有价值的用途，而对古代世界的航海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人发明的罗盘传入西方以后，海上定向的难题也得到了解决，再加上西方造船技术的持续进步，大航海时代很快便随之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