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八十五章骗子与判官的交锋
周邦式慢慢的回忆与赵兴交往的二三事，渐渐的有点恍然：“是了，赵贤弟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他对别人的帮助，总控制在力所能及的范畴，总以不损害自己为要。他家大业大，每天的进项该超过千余贯，秦观等友人拿走几个东西，对他算什么？但章老子要危害的却是他挣钱的产业，他依靠那条商路谋生，帮助章老子他要损害自己的谋生之路，所以他不肯了。
是了！我也是这样。杭州连续两年大荒，中产之家都活不下去了，但我却因为离人的帮助，不仅没受大的损伤，反而每年多得上万贯的收入，所以我不肯舍弃离人。是因离人是我难得的朋友，是我在这个荒年活下去的依仗。离人不肯为章老子毁去根本，亦正如我不肯为章老子得罪离人一样……
那么，反过来想，章老子的要求是否过分了点？驿吏也曾将官诰送达给他，他拒绝了，如今即使再送到一份，又有什么，照常拒绝就行了，但他却要离人为此赌上身家……
我这是怎么了？我本来不打算为官的，我本来就想以田舍翁逍遥终生的，但我现在周旋于权贵间，又为的什么？理念？——赵离人与我同回杭州时，曾在船上说过：王荆公在的日子，新法已经尽毁，毁灭新法的正是眼前这群新党。他们的‘理念’何曾始终如一？现在，这群人现在叫嚷着推行新法……也许，像赵离人曾经说的：骗人！愚民！他们所谓的‘理念’，不过是为了重新为官，重掌大权，排斥异己、搜刮民财的工具。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工具，章老长索求甚多，我不惜损害自己为他们摇旗呐喊，我会得到什么？……成本与效益最大化？我付出成本，希望得到什么收益？一个田舍翁？不，我付出的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离人说过：凡是要求他人安于成本、效益不对称状态，凡是要求别人‘无私奉献’的人，就是骗子！他们反对公平交易的目的，是想让自己的效益最大化……”
周邦式的心灵被撬开一个缝，他向章惇汇报的时候，语气很委婉，尽可能替赵兴想出很多理由解释这件事情，章惇一直面无表情的听他解释，许久，他淡淡开口：“知道了，离人既然不肯，罢了！”
章惇说完，也没理拼命解释的周邦式，背起手来走进后堂。
周邦式被晾到一边，颇觉得尴尬，心里对章惇有点不满，此后他不再主动上门，即使章惇邀请，他也开始推三阻四……
当天，赵兴送走了周邦式后，独自坐在半山亭。他徘徊许久，自言自语：“也许，该用上那封信了。”
想到就做，赵兴招手唤过金不二，从怀里摸出一封信，吩咐：“你连夜悄悄进京，将这封信交给太尉冯世宁，记住，一定要亲手交给冯世宁……可先联系童贯，就说是乐至县主的消息，请童贯帮忙约见冯太尉。”
金不二接过信件，转身告辞，赵兴犹自立在石亭里，许久，低声嘟囔：“朝中无人难做官呀！”
章惇是头狼，一头睚眦必报的狼。赵兴的拒绝等于触怒了他，但赵兴却知道，章惇的目的是他的鳅栈。他看到一帮赶时髦的文学青年喜欢通过鳅栈传递书函信稿，想试探鳅栈运行的规律，所以要求赵兴拦截信件——这个头一开，想必今后会有更多的类似要求。
赵兴不是为维护那群书生而拒绝章惇的，是因为章惇的要求太过分。对人无所求的赵兴现在已认识到跟章惇不是一个道上的人，彻底决裂的这一天早晚要来临，现在章惇恰好是势力最弱的时候，这时候决裂正好，为了避免章惇重新崛起后的报复，他只能拿出杀手锏，赶紧拉拢皇家的关系。
第二天，赵兴照常上班，表面上看不出这事对他的影响，高俅也不太清楚周邦式身后还隐藏着一个大佬，他毫无所觉的一路走，一路跟赵兴聊着公事：“今天是放告日，可得忙碌一整天了，我让贱内给我们送午饭。离人，贱内的手艺不高，可得委屈了……”
高俅是想炫耀他的老婆，他老婆也算是京城殷实人家出生的小家碧玉。没经过科举当上小官，娶上这样的老婆，算是高俅幸运了，所以他很得意，时不时要拿出来炫耀一下，上班时间正是最好的炫耀时机。
等俩人走进衙门口时，这里早早围了一堆人。赵兴许久没上任，使得杭州城积累下不少官司。
宋代法律有诉讼时效，所以衙役们也发明了一种对策：看着案子不好审则不接受诉状，或者将诉状放在押司手里，等押司调查了八九不离十，再向上正式递交。如此一来，押司就成了诉讼的关键人物，比如宋江就是这么一个通过包揽诉讼，建立自己的黑社会的小贪官——哦，主流宣传其为“好汉”。
现在，杭州衙门这个角色由高俅承担。
宋代官府接受诉讼状，没有收取登记费、手续费、工本费，等等费用，但接受案子，他们按例都有一份红包。然而，宋代的衙役倒没有明清时代的恶形恶状，后者没有钱是坚决不接诉状的。高俅虽然收红包收到手软，但也有不收红包接案的例子，因为宋朝的官职设置“叠屋加床”。这意味着监察官员特别多。
杭州通判衙门有好几个押司，还有一名专管刑狱的法曹，叫毛滂。但赵兴强势上任后，很多押司都自觉的辞职，以便腾出位子让他安置自己人，这是官场惯例，一般称之为：一朝天子一朝臣。
不过，原先跟赵兴关系好的押司也留下来，使得衙门事物不至于出现断层。那些去职的，一部分随揭枢转去新任，一部分则谋取新官——以前，他们跟新科进士拉关系，就是为此铺路的。这些人走后，剩下的空白则由赵兴的族人添补。
现在，赵兴族人处理衙门事物还很生涩，多数是唯高俅马首是瞻，因为这个缘故，高俅接受的诉状特别多。然而高俅也是个伶俐的人，他住在赵兴家中，自觉地收太多的钱不妥，所以收的红包一半拿出来给衙役分享，这倒让他在衙役中获得了不错的人缘。
整个一上午，高俅领着程氏族人都在忙碌，偶尔，有好审的案子他会写上判词转给赵兴，赵兴在衙内二话不说盖上大印——这案子就算了结了。而稍稍复杂点的案子，高俅会调派衙役前去调查——那些所谓的“特别复杂”的案子有多复杂？最多价值二十贯。
下午时分，秦观晃晃悠悠的来上班了，他开口先替苏轼请假：“离人，参寥子来了，老师要陪他，今天不来衙门，有什么事你看着办。”
赵兴翻了个白眼——他苏轼什么时候好好上过班。
嗯，苏轼这人在杭州的经历，一句话可以概括：不携名妓携名僧。虽然他也做过很多事，都是些为民办事的实事，但大多数时候，他是在携带名妓名僧游玩的过程中，玩着玩着，把事情筹划好了，让手下去办。
这也说明苏轼是个极不专心的人，玩的时候都不专心致志。而大宋朝其他的官员可不像苏轼，他们玩的时候专心玩，处理公务的时候也专心玩。所以他们只玩，“不为俗务操心”。
苏轼如此，可苦了赵兴这群下面人……当然，这里面不包括秦观，这家伙最多只能算半个人，除了偶尔帮苏轼誊录一下文件，其他时间都找不见影子——嗯，在勾栏瓦舍里一定能找见他。
秦观招呼一声，又晃晃悠悠走了。不一会，午时已过，赵兴开堂正式审理案件，押司们已经将各自负责案件原告被告召集全，证人也齐备了，对于那些几贯钱的纠纷，赵兴处理的很快，该打板子的打板子，该罚款的罚款，掏不出钱来，就让他做劳役。
苏轼是个赞同免役法的人，他到杭州，已经将差役法悄悄修改成免役法的变种：那些犯小错的人用劳役代替罚款，而大户人家不出劳役，出钱，用钱购买别人的劳役，这笔钱刚好相当于刑事罚款。如此一来，等于犯人的刑事罚款由大户出了，犯人则需用劳役来偿还大户的钱。
这种似是而非的“差役法”让人说不出话来，因为原版的免役法是要雇闲散劳力进行的，而赵兴这里是判罚犯人劳役，是对犯人的一种法律惩罚，只要当事人愿意，出钱的人愿意，谁都没法指责。
早有准备的赵兴处理这些小案件速度非常快，他以每个案件两三分钟的速度，三言两语下了结论，高俅在一旁奋笔疾书他的判词，日落时分，新刷的粉壁前已经贴了五十多张布告，全是当天处理的案件。
开衙审理了三日，将积压的案件全部处理一通，赵兴手里头只剩下三件大案了，他反复掂量着这三份案件，高俅在一边提醒：“大人，不能拖了，这三份案子都该到期了。”
“传徐子川”，赵兴决定从徐子川案件着手。
这个案件是一份典型的宋代争产案：徐子川家贫，考中贡举后，某富家翁将女儿阎氏嫁过去，阎氏带了一份很丰厚的嫁妆，让徐子川的家境得到改善，使他可以安心读书。
按宋朝法律，女人的嫁妆是专用来“添妆”的，除此之外就是养活她的女儿，如果女人未生过孩子就过世，这份嫁妆要还给女家父母。
徐子川有两个兄弟，不学无术，生性好赌。阎氏变卖了部分嫁妆，给两个小叔子娶了媳妇。原本这两个小叔子应该分家另过，但由于这两个人毫无谋生手段，所以坚持不分家。而徐子川的唯一本领就是读书，阎氏便操持起了家务，无奈她再有本领，也架不住两个好赌的人和一个只会看书的人，不几年，她的那份嫁妆被折腾一空，而后，她在生产时难产死了。
阎氏生的是一个小女儿，这个小女儿由徐子川抚养，岳父随时接济点，也能凑合过。但两个赌徒欠的赌债越来越大，徐子川无奈，将女儿卖入青楼抵债，就此惹怒了他的岳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