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眼睛一亮，忙道：“学生谨遵大人之命！若真能自已生产丝绸，这利润可就大了去了。大人你不是说过，一斤半生丝可以制作一斤绸缎么，那130万斤生丝，便可制出至少85万斤丝绸，约可产7200担，共为57万六千匹，在国内销售的话，每匹平均为10两，则总共可销售576万两银子，每月获利48万两。若能销往国外的话，获得还可再翻三倍，我们一年可获利达1500万两以上！”

陈子龙说到兴奋处，脸上不觉泛起红光，并且一脸期盼的神色。

李啸笑道：“很好！那纺织丝绸一事，卧子需尽快办好，我派商业司的人员协助你，今年产出的生丝，至少要有一半，要纺织成丝绸。”

陈子龙大声应诺，又接着说道：“大人，最后再来说说金矿开采吧，自去年年初金翅岭金矿开采至今，总共炼出黄金1万8千两。另外，据那矿头马棠报告，经反复堪探，又在招远三处地界发现了黄金矿脉，估计四处金矿全部顺利开采后，每年总共可采黄金至少7万5千两以上。”

听了陈子龙眉飞色舞的报告，李啸心下十分欢喜。

现在大明朝中，银贱金贵，一两黄金，甚至可换13两白银，那么，李啸一年所产的黄金数量，可抵换近1百万两银子，这笔收入，亦是绝对可观。

陈子龙最后说道：“大人，现在赤凤卫、铁龙城、金汤城各处，共有大小商户1000余家，平均每户每月交纳商税20两，每月可得商税2万两，一年共可获商税24万两。”

李啸脸上，绽起了舒心的微笑。

那么等到盐田、桑田、纺织工业全部建立并健全后，可以算出，铁器一年可获利960万两，海盐一年可获利270万两，呢绒一年获利400万两，生丝与丝绸一年保守估算800万两，金矿90万两，商税24万两，那么总共可获利2544万两！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要知道，现在崇祯皇帝不顾百姓死活，大力催交三饷的情况下，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除去各类折色粮食外，也才获银二千余万两。

更可叹的是，崇祯费了大力气搜刮上来的银子，只能是迅速地消耗一空，连亏空都填不上，导致连年巨大的财政赤字。

在明朝的史料中，有一些读之令人心酸的记载。

《恸余杂记》中记载：“闯贼西奔，括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两，驼载而去，天下闻而惑之。以为先帝宫中有藏金如许，足支数十年，而顾以二百四十万练饷之加，失天下心，致成瓦解。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甲申记事》中亦记载“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三月十五日，与主事缪沅交盘，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

李啸心下感叹，自已仅凭这三处土地，预计所获得的财政收入，竟与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相当，可谓富可敌国了。

由此可见，贸易与工业，能给国家带来多么巨大的收入。

这也是为什么只有明朝数个县大的荷兰，能在世界各地，通过销售工业产品，通过贸易与殖民，赚取巨额利润，获得了海上马车夫的美名，从而成为这个大航海时代，最有钱最富有的国度的主要原因。

而相形之下，面积比整个欧洲还大的明朝，却只能苦守那一点田税收入，连商税都收不到，以致中央财政入不敷出，并且最终逼反了无数的贫苦百姓。

其实，李啸的收入，在明朝之内，还不算最富有之人，有一个人，比李啸还更加有钱。

这个人，便是时任福建五虎游击将军的郑芝龙。

此人通过对日本与南洋的垄断贸易，以及强迫过往商船交纳供金的方式，获取了滚滚暴利，一年纯收入可达三千万两以上。

郑氏家族获得这般暴利，方能组建规模庞大的船队以及私家jūn_duì，以至南明时，那隆武帝，几乎被郑氏家族架空得形同傀儡，并最终成为牺牲品，实实令人喟叹。

财大气粗的郑芝龙，让同样干贸易与海盗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自叹弗如，甘居下风。

李啸暗想到，也许，等到自已的卷烟开始生产销售的话，自已的获利，才能与郑芝龙勉强匹配吧。

因为上次李啸计算过，李啸那45万亩烟田，共可产出总共能产出4500万条香烟或2250万条雪茄。除去各类成本，一年获利可达500万两以上的巨额银子！

李啸随后，又粗粗计算了一下，每个月所要花费的银钱数量。

若赤凤营、铁龙营、金狼营三营兵马全部招满，以每营各有3总兵员计算，每营约有18000人，三营共计54000人的兵力。

三营兵马的薪水，加上各类政府官员的薪资，以及军兵家属的生活补贴，还有伤残军士的抚恤慰问金等等，初步统计每个月可达12万两。

各类李啸军下属工厂的工人薪资以及奖金和补贴，又约要花费5万两。

这样一来，再加上各类设备维护，城池整修，以及产品研发的费用，李啸军每月需固定花费银两，有20万两足够了。一年算下来，在不计算伙食费用的情况下，也不过240万两银子的开销用度。

相比财富的滚滚而来，现在的李啸，心下最为忧虑的一件事，便是粮食的生产与供应问题。

毕竟，拥有足够的粮食，才是国家与统治集团，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