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情况下,要共和国公民节衣缩食,帮助不久前还是敌人的美国进行重建,恐怕就算裴承毅有着崇高的威望,也没有办法说服共和国公民吧。
受此影响,必须用一个折中的办法帮助美国进行战后重建。
为波多黎各人支付巨额迁徙补偿金,就是共和国当局找到的折中办法。
不管怎么说,绝大部分共和国公民并不清楚波多黎各与美国的关系,甚至没有几个共和国公民能将“波多黎各”与一座岛屿联系起来,而不是把它当成某种快餐、或者是某种西方奢侈品。
共和国支付给波多黎各人的12000亿安置费用,在美国的战后重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因为这些钱是通过消费、建设等方式直接流入市场的,所以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拉动效应相当于50000亿元的政府直接投资。如果算上航运、物流、资源开采、人员流动等等因素带来的影响,则相当于80000亿元的政府直接投资。战后,一些西方机构甚至认为,共和国通过“波多黎各大迁徙”注入的资金相当于10万亿政府直接投资。更重要的是,这些投资并不是没有回报。
美国经济迅速复苏,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帮助共和国、以及以共和国为核心的集约集团走出了困境。
原因很简单,美国复苏所需要的资源与投资主要来自共和国与集约集团。
随着美国市场复苏,得益最多的就是共和国的民间资本。要知道,整个战争期间,共和国当局通过发行战争国债、战争债券、战争信贷等等方式,募集了大量资本,而这些资本在战后都将陆续偿还。也就是说,战争期间,共和国的企业家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而战争结束之后,共和国的企业家就得为巨额资本找出路了。在此情况下,一种合适与合理的投资方式比什么都要宝贵,而一个旺盛的市场,且注定会发展壮大的市场,自然是最合理的投资目的地。
美国,正是这样一个市场。
根据战后解密的一份资料,当时共和国当局估计美国战后重建的市场规模高达150万亿元。因为没有能够充分估计到美国的抵抗意志(这份资料出现的时候,美国正处于战略大溃退期间),所以没有对美国遭受到的战争破坏做出全面评估。也就是说,严重低估了美国战后重建的市场规模。即便是150万亿元,也足够共和国的资本家忙活几十年,并且在这几十年间赚得盆满钵满了。
由此可见,帮助美国进行战后重建,实际上就是在为共和国的资本开拓一个新的市场。
很显然,让波多黎各人自由选择去留,绝不仅仅是民主抉择那么简单的事情。
在得到经济利益的同时,共和国当局也需要为此承担更多的政治麻烦。这其中,最大的麻烦就是如何安置那些不愿意离开的波多黎各人。
战争爆发的时候,波多黎各的登记人口超过500万人。除掉战死的、以及在战争期间前往美国的,战后还有大约450万人,其中320万人选择前往美国。也就是说,还有130万波多黎各人留在了岛上。
虽然比起近千万的犹太人,130万波多黎各人不算多,但是从法理上讲,这些波多黎各人才是波多黎各的主人,因此他们的利益在犹太人之前。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波多黎各人的利益要求,波多黎各将变成第二个巴勒斯坦。
问题就在这里,共和国会安心解决这个问题吗?
事实证明,共和国当局不大算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真正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原因很简单,一个犹太人控制的波多黎各就不是波多黎各了。
从政治层面出发,控制犹太人国家的最好办法就是为这个国家制造麻烦,让其不得不依靠大国的帮助。以色列能够成为美国的附庸国,并且在上百年内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打手,就是因为以色列有很多麻烦,不得不依靠美国。
最初的时候,共和国也想扶持一个必须依靠共和国的犹太人国家。
问题是,共和国当局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不管怎么说,犹太人是西方民族,而且是西方最核心的民族,文化上的差别使犹太人不可能成为共和国的盟友,更不会心甘情愿的听从共和国的调遣。
欧洲在犹太人问题上咬着不放,就与此有关。
不能控制与利用,就只能打压与牵制。
如果将整个波多黎各交给犹太人,谁也不能保证,50年后,犹太人不会再次成为西方振兴的主岛力量。
要知道,这场战争改变了世界格局,却没有改变犹太人在西方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财富中的主导地位。
牵制犹太人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在波多黎各安排另外一股力量。
可以说,130万决定留下来的波多黎各人,成为了决定波多黎各未来的关键因素。
再回头看,也就不难明白,共和国为什么要让波多黎各人自行选择未来了。不管波多黎各与美国的关系有多么密切,总会有一部分波多黎各人选择留下,而这部分波多黎各人就是共和国控制这座岛屿,牵制犹太人的关键力量。
根据《开罗协议》,战争结束之后,将把波多黎各分成“犹太区”与“拉美区”,为了避免历史重演,并不分开建立“犹太国”与“拉美国”,而是成立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将采取议会总理制,总统只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由犹太人与波多黎各人轮流担任),议会分为上议院与下议院,犹太人与波多黎各人在上议院各占5成席位,下议院分区选举产生。这样既能保证两个民族的权利,又能充分民主。
显然,这对犹太人并不有利。
只不过,欧洲当局必须接受这样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共和国已经在安置犹太人的问题上做了让步。如果不是欧洲始终坚持要把犹太人定居点设在大西洋上,而且得在以西方文明为主的北大西洋上,共和国肯定会选择太平洋上的某座群岛,比如马里亚纳群岛、或者夏威夷群岛,甚至有可能把犹太人定居点设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既然共和国在犹太人定居点上做了让步,欧洲就得在政治体制上做出让步。
谈判本来就是相互妥协,不可能始终由某一方让步。
可以说,欧洲为犹太人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要知道,为了帮助几百万犹太人迁徙到波多黎各,欧洲也投入了数万亿经费,而这些钱几乎都用在了波多黎各的重建上,与美国重建、与欧洲重建、与俄罗斯重建、与中东重建没有任何关系,而波多黎各仅仅只是一座面积不到10000平方千米的岛屿,就算这座岛屿上的人口最终超过了1000万,其市场份额也非常有限,对欧洲经济发展产生的拉动效应也非常有限。
从某种意义上讲,帮助犹太人迁徙,成为了制约欧洲战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只不过,欧洲更关注的不是大西洋对岸的犹太人定居点,而是近在咫尺的中东,以及与欧洲关系密切的阿拉伯国家与伊斯兰世界。